严复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启蒙

　　严复不仅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而且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蒙思想家。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过现代化的概念,但是在他所译介的西学著作中体现了现代化思想的要义。严复的译介西学活动主要集中在戊戌维新时期,当时有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被维新人士译介进来,在这次传播西学的高潮中,严复应该说是一个有最大贡献和最大影响的人物。他在这一时期翻译介绍了许多重要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不仅反映了他自己的早期现代化思想意识,而且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和实践影响,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总括起来说,严复的早期现代化思想意识至少具有以下三点意义：

　　揭示科学与民主的要义

　　严复的翻译西书活动,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精神、民主原则和自由平等观念。严复认为科学精神和民主原则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的命脉所在,不是工于技巧、精于计算,而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科学的追求真理精神和民主的以公治天下原则。而此两者得以通行是由于有“实寓所以存我者”,即以实现人尽其才为目的的自由制度[1]（P2）。　　

　　在传播科学精神方面,严复认为科学所以是致国富强的命脉之一,不仅在于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更重要的在于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科学的这种精神,严复除了以“黜伪而存真”作了概括之外,还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具体解释这种精神,说：“西学格致”（西方科学）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这就是说,科学以寻求真理为目的,而真理的建立以实验为依据,以实践为验证,以实事求是为方法。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与国家富强的关系,他在《原强》一文中说：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不仅在于其人民的“德慧术知”先进,而且在于办事用人都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其“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科学）”。因此,“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1]（P45,11,43,48）。因此,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致使西方国家由贫弱转为富强的本原。

　　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为何能致国富强的道理,严复还作了不少具体的分析。在科学与富国的关系上,他认为西方各国经济发达,除了得益于科学技能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使之立于必盛之地。他指出：西方各国把这种科学精神“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这是因为,科学的作用不仅仅是“求知未知,求能不能”的掌握生产技巧,“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即造就深思熟虑、不骄不躁、诚信求实的从业品质。如此,科学技能与科学精神结合,使西方各国民众的“德慧术知”远胜于中国,“故凡其耕凿陶冶,织任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在科学与强国的关系上,他认为以科学之精神治国则国强,反之则弱。他说：“名（逻辑学）、数、质（化学）、力（物理学）,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于通理公例违行故而。”[1]（P45,22～23,559）他又用斯宾塞（锡彭塞）的群学（社会学）理论阐释说：积人而成群,集群而成国,把各种群体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强盛,但是要治理好群体就必须掌握和运用群学,而要运用好群学则先要掌握各种科学原理。这是因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非为人天地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否则,“格致之学（科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1]（P6～7）

　　在传播民主思想方面,严复指出民主所以是国家富强的又一命脉,不仅在于西方议会政治这一民主形式,更重要的在于西方民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严复用“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一语,指出了“以公治天下”的民主政治原则。对于这一原则所以能够实现,严复认为关键在于人际关系的自由和平等。他认为西方政治的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自由是民主的根本,民主是自由的实现形式。综其所论,一是国家以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以充分发挥人的天赋才能为目的。他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所以,由此产生了包括“平等”、“尚贤”、“以公治天下”、“隆民”（扩民权）和“讥评”（议政）等内容的民主政治。二是社会的自由平等关系是民主政治的本原所在。他说：“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这种由自由平等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君民一体,既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三是宗教的平等自由教义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意识前提。他说：西方各国,“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1]（P3,11,30～11）贵信果,则民间无诈,上下无欺。所以民主政治出于平等而行于自由。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与其国富强的关系,严复也有一些具体的论证。他指出西方所以能够屡屡战胜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公治天下。由于以公治天下,使国家成为“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他还从反面加以论证,认为中国所以受西方侵略而日趋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以平等自由为根本的民主制度,使人的才能不能发挥。“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谬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夫如是,则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也,其间几何?”且中国的人际关系,“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如洋务诸政,“辄有淮橘为枳之叹”,不能收应有之效[1]（P36、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