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精英与辛亥前后的政局

　　历史如一幕幕前后相连不断上演的戏剧，主角的命运往往就是每一幕的结局。辛亥前后中国社会的主角一度就由东南精英扮演，他们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与咨议局、领导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参与沪鄂之争、调和南北、扶持袁世凯上台，以至圈定北京民国政府各部人选，规划甚至改写了辛亥前后的中国政局。东南精英之所以能成为历史的要角，是由其所处的地域、自身的作为和时代的机缘所决定的。

　　一　实力

　　东南精英作为一支特殊的社会集团跃上历史舞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基在区位优势之上的总体实力。

　　经济实力是首先需要考察的。首先，从金融状况来看。南宋以后，东南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超过西北。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与通商口岸的开放，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汉族地方实力派的崛起，中国经济、文化乃至政治重心愈益向东南倾斜，而以上海为辐射中心的江、浙诸省的地位乃益加重要。早在1883年因丝栈亏折而引发的倒账风潮中，浙江头号绅商胡光墉开设的阜康等银号、钱庄的倒闭，就直接造成上海、杭州、宁波、福州、汉口等地的金融恐慌。①甚至竟使京师为之震动，亲王和大学士都蒙受巨额损失。②如此可见江浙富豪巨商气焰之盛。1910年7月爆发的“橡皮股票风潮”，更使得上海正元、谦余、兆康、源丰几家钱庄相继倒闭，造成市面极大恐慌。而武昌起义前后上海的钱业恐慌，不仅凸显上海金融在全国金融中所具有的支柱性地位，而且表明它也是左右政局的触媒。虽经督抚商借大量新币稍事缓和信用危机，但杯水车薪毕竟无济于事。江浙地区钱庄的歇业和北京、天津、汉口等地的钱业与其他各业的一片倒闭风联系在一起，迫使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走投无路，终于为形势所迫半推半就地趋向革命，加速了清廷的覆灭。

　　其次，从经济实体来看。1894年前，民族资本在上海已经开设了一些近代工业企业，《马关条约》签订后，一些原有行业如缫丝业、机器工业、面粉、棉纺、火柴、造纸、印刷、碾米等有了显著的发展，包括水电、卷烟、织染、呢绒、织麻、食品、制革、榨油、烛皂在内的一些行业兴起。上海民族资本在全国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③从1895年到1913年，全国历年设立的厂矿共594家，资本额共12028.8万元。其中上海83家，杭州13家，无锡12家，三地共计108家，占此期间全国设立工矿总数1/5弱。如果从资本额加以考察，则上海为2387.9万元，杭州155.2万元，无锡142.2万元，三地共计2685.3万元，占此期间全国设立厂矿资本额的1/4强。①而这还不包括南通、苏州等地新设工厂数与资本额。

　　1895年到1910年，全国华商纺织厂共19家，资本为1045.4万元，其中江浙有16家，资本为841.5万元，占全国华商纺织厂资本总额的80%以上。②另有统计表明，1890-1910年创办的26家华商棉纺③织业中，外地仅有武昌2家与安阳1家，其余23家均在江浙。1911年，全国华商纱厂纱锭总数为49万7448枚，其中仅上海一地即有16万5696枚，占全国总锭数的33.3%，如果加上南通、无锡纱锭数，则三地共22万2568枚，占全国总锭数的44.8%。④

　　1895年到1913年，全国华商缫丝厂共计97家，资本总额为1158.4万元，其中江浙有40家，资本额为1013.7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近90%。⑤如果从对外贸易看江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优势，则情况更为明显。1901-1903年，仅上海一港即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53.1%。1909至1911年期间份额虽有⑥所下降，但仍占44.2%。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江浙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发展以及它在全国的龙头地位和支撑作用。

　　实力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包括新闻媒体的社会动员能力。到20世纪初，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已有长足发展，而上海则成为这种新兴传播媒介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以全国各种期刊而言，从1900到1918年就有七、八百种之多，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收有210种。仅1911年12月以前出版的157种期刊中，海外（主要为日本、香港）出版者有53种，占总数的34%；上海出版者60种，占38%；国内其他城市（主要是东南地区）出版者为44种，占28%。上海出版的报刊不仅种类、数量最多，社会影响力最大。而所谓外地出版者，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与上海声息相通的长江流域大中城市居多。甚至绝大多数出版于日本的海外报刊，也以上海作为向内地扩散的枢纽。此外，上海出版的一些主要报刊还在其他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站，而外地出版的若干报刊为扩大销路与影响，也争相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或代理点。这些机构的建立与运作，便在中国、主要是南方不少城镇，形成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信息传播网络。时人曾如此评论：“上海者，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商埠也。全国之风气，由其转移；全国之思想，由其灌输。上海发一议，举国人之即随之风靡，曰上海得风气之先者也。……上海为举国之导师，关系全国之人心，即关系全国之存亡也。”“其所以造成舆论者，亦不过握议论机关之报纸耳。⑦故上海为全国之导师，而上海报纸又为上海全埠之导师。”20世纪初年的江浙，曾经是民族民主革命思潮最为鼓荡发达的地区，是辛亥革命在国内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这是与媒体的蓬勃发展和鼓动、宣传密切相关的。当年江浙的爱国人士曾自豪地把桑梓地称为“中国文明之制造厂”或“文明之中心点”。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