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8）(4)
辛亥革命网 2011-05-06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 贺觉非 查看：
派往日本游学的，远较其他国家为早为多。甲辰（1904年）三月端方奏称，鄂省派赴日本游学学生现派及已派未归者共有一百八十余人。并说湖北学生自光绪戊戌（1898年）九月起，迭经本任督臣张之洞陆续派往。光绪壬寅（1902年）以后，复经端方在湖北文高等、文普通、武普通、将弁师范、方言、农业、工业和各中小学堂、护军武愷各营，选派学生弁勇一百六十名，前往游学，连前未归之二十九名，统计鄂生在日者有一百八十九名之多。到甲辰（1904年）四月底止，湖北留日学生共二百八十九人，占全国第一位。以肄业日本振武学校者最多，共七十八人。按县籍统计，江陵最多（包括驻防旗人）为三十七人，沔阳二十人，汉川十七人，汉阳十四人，江夏、武昌、黄冈各为十二人。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数达1300人，占全国1/4，位列前茅。
留日学生，除官方派送之外，更多为自费游学。先期留日学生在这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他们组成昌明公司，专门为留日学生服务，由万声扬任经理，马刚侯副之。公司设在上海，以宜昌人王慕陶住宅为公司办事处。他们在《湖北学生界》刊登广告：凡同乡志士东渡游学者请到湖北同乡招待处，“照料更觉周至，可不至迷途之苦，俾我同乡志士东渡者日益加多，则同人所私心祷祝者也”。并将沿途交通费用一一注明。“住校除陆军外，不用咨文即可入学”。[10]这给湖北学生的东游，大开了方便之门。
光绪壬寅（1902年）冬，张之洞自作“学堂歌”，颁发各校。歌词中讲到湖北兴办教育及派遣留学生的盛况：“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不广；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张之洞所说的“四百余人东西洋”[11]，仅指1902年以前官费留学生数字，加上自费留学生，数字当然大得多。到1905、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更达高峰。据估计，清末湖北留日学生共计五千余人，名列各省前茅。
东西洋游学生，须于回国后赴京应游学考试，分别赐予进士、举人出身。从1905年至1911年，湖北游学生经过考试取得“功名”的共一百六十三人，其中翼翚（1878-1908）为财经科进士，程明超、张祥麟为法政科进士，黄瀛元、赵建熙、李四光为工科进士，程鸿书、刘先鷟为农科进士。其余均为举人，而举人中又以法科为多。
张之洞奖励游学，同时又对留学生防范甚严。他主持学部时曾制订约束章程十款，规定无论官费私费，公学私学，非有出使大臣保送，不得收学。光绪乙巳（1905年），日本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时，中国留日学生一致反对，张之洞却为日本辩护，把中国学生的正义行动，说成是受了革党的煽惑威逼[12]。驻日留学生监督钱恂，不无同情学生之处，张之洞将其撤回。
第三，新知识分子群体出现。
兴办具有近代色彩的文教事业，就张之洞的本意，当然是为洋务事业培植人才，但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知识分子队伍。从这批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思想倾向看，大多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接受了若干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学说，如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以及民主共和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列强蚕食鲸吞、清廷腐朽昏瞆的社会现实刺激下，很容易奋不顾身地走上革命道路。中外历史证明，资产阶级革命，往往是由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头发动起来的。从湖北的情形看，资本家直接投身革命的几乎没有，而在那些由新学堂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中，却产生了一批又一批英勇的革命者，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高唱道：“美矣哉学生之位置！”“重矣哉学生之位置！”“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之大陆上。”[13]他们在辛亥革命和以后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启蒙者和先锋战士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