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觉醒——上世纪之交中国人对20世纪的认知(4)

　　中国此时需要的是民权和宪政。当时进步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20世纪无专制政体立足地”[14]。“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权，今日有识之士敢断然决之无疑义也。”“宪法政治者，真二十世纪大势之所趋也。”[15]“二十世纪之世界，民政之世界也”[16]。但未来的中国将要实现的是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治，还是美、法式的共和立宪政治，则因论者的政治主张不同而有所不同了。保守一派仍然坚持康有为们在戊戌变法时的主张，认为20世纪的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内地的保守报纸《时报》宣称：“实行立宪，国家保其安全，人民增进幸福，然后二十世纪之中国，匪惟不即于覆亡也，且也粲文明之花，揭独立之旗；又匪特可媲美于日本也，而且将与东西各大国携手并立于竞争之新世界。”[17]具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则大胆预言，20世纪的中国将会出现共和制度：“旧染之污必去之净尽，而新国既立，人皆平等，更无人敢出而独揽大权，二十世纪中，必现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13]。如果中国觉醒，于20世纪效法人19世纪之所为，全球震惊，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20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

　　如果说，中国进步知识界在世纪之交已认识到20世纪的中国在政治上必然是民权主义发达的时代的话，那么，他们还认识到20世纪的中国在经济上必然是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擅场的时代。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体制受到巨大破坏，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到19世纪末，中国经济形势是：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变得更加凋零，因为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地租、田赋和苛捐杂税与日俱增，帝国主义的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日益严重，加剧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贫困和破产；另一方面是大中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本国工商界人士的苦心经营，得到初步发展。有的论著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畸形状态，一极积累贫困绰绰有余，一极积累财富严重不足，以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存在软弱的特点”[15]（p11）。解决土地问题，解决资本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先进的中国人已看到20世纪的世界将是经济竞争的世界：“19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20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民族主义时代之竞争在政治，帝国主义时代之竞争在经济。”“20世纪之世界，一经济割据之世界也。雄于经济者其国强，困于经济者其国弱，绝于经济者其国亡。”[2]中国要立足于这个世界上，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于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成为世纪之交中国进步知识界所关注的“热点”。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楷模的西方，在19世纪虽然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暴露出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欧美各国工人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在发生，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四处传播。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这个“不远”，在他和其他一些人眼里，实际就是指的20世纪：“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19]。“此社会主义者，必先于二十世纪中，大发达于白皙人种无可疑也。”[20]《新民丛报》从西方放任主义（自由主义）与干涉主义交互消长的历史，也预计到作为干涉主义之别名的帝国主义和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主义的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大陆报》刊文敬告中国之新民：“嘻，社会主义为前世纪以来最大问题，而实为大中至正、尽善尽美、天经地义、万世不易之道岂有如许行之说者乎？社会主义在昔日为空论，在今日则将见诸实事，虽今日尚不能行，而他日则期于必行。”[21]

　　先进的人们为了防患于未然，天真地希望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能进行社会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发展，以避免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在中国重演，避免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还将发生第二次革命。那位预言社会主义必先于20世纪中大发达于白皙人种的杜士珍高呼“吾再拜以迎之，吾顶礼以祝之”，对社会主义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孙中山受到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希望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1903年9月，他在与日本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交往时，曾就社会主义实行问题交换过意见[22]（p59）。他将其“民生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3]（p802）他雄心勃勃地要在20世纪的中国“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虽然他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先于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从这一点看，孙中山也不愧为“先行者”。

　　综上所述，在上个世纪之交，先进的中国人描绘出了20世纪的前景，预言：在世界上，是弱小国家以民族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抗衡，政治上民主宪政成为时代主流，经济上社会主义是人们奋斗的目标。在中国，将会建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以崭新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承担新使命

　　自严复所译《天演论》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几乎成为中国进步知识界的普遍认识。到世纪之交，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这种竞争愈演愈烈。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预言20世纪是天演之时代，“竞争至烈之时代”，“二十世纪为人类竞争之历史”。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特点，他们使用了许多形象的词汇，什么“二十世纪国际的大竞走场”、“二十世纪之竞争场”、“二十世纪运动场”、“二十世纪演剧台”、“二十世纪新舞台”等等。

　　他们还借译载日本人的文章称：“二十世纪为黄白二种竞争之时代”[24]。他们看到西方殖民势力开始大规模东进，世界大势趋于白种人之手，在“廿纪风云诸种战”[25]（p405）中，中国是它们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他们嗟叹“嗟我黄裔，畴昔之屈伏者可勿言，而今则白种人之势力，二十世纪之风潮，且麇集于葱岭以东，黄海以西之一方面，庚子之役，仅小试耳。”[26]

　　他们还看到，进入20世纪后，西方国家变换侵略手法，从从前赤裸裸的军事侵略一变而为经济的侵略。他们称“二十世纪者，经济竞争之世界也”、“工业竞争之时代也”、“实业竞争之世界”。或曰：“十九世纪为欧人内部竞争之时代，被治者与治者争而自由，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争而独立，皆政治上之竞争。二十世纪为欧人外部竞争之时代，觅无主权之地，夺有主权之地，皆经济上之竞争也。”[27]或曰：“十九世纪之世界，致力于实业不敌致力于军事；二十世纪军事竞争之舞台移之于实业，而实业遂有左右世界之力。”[28]

　　他们认识到在这弱肉强食的竞争世界里，没有公理，只有强权。《江苏》第6期上有人写诗《题欧亚九杰图》云：“二十世纪竞争之世界强权强”。他们非常明白，谁有强权谁就逞强，“徒呼人道，奋空拳，不特二十世纪不行之，虽千百年后进步之世界未必行之。谚曰：‘虎狼当道，以力敌之’。我胜则食彼肉，彼胜则食我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