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光于天下照四方——《魏源全集》序言(2)

　　鸦片战争给老大帝国以强烈的震憾，同时也给魏源这样的少数思想先驱提供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遇。如果说，鸦片战前他们只能在农业宗法社会的封闭天地里朦朦胧胧地“向前看”，那么战后则已可能突破这个封闭天地“向旁边看”。正如汤因比所言：“狂热主义者是往后面看的；希洛德主义者自以为眼光向前，而实际上是向旁边看，努力仿效邻人之所为。”（《历史研究》）往昔，在希腊文明各方面的加紧逼迫下，明智而又务实的希洛德王主张向希腊文明学习一切有益于犹太人的东西，使犹太人在无可逃避的希腊化世界中得以发展。而狂热主义者则坚信只要恪守祖训和寸步不让，“就可以从自已精神生活上排他性的泉源中取得一种神力”，以此击退外来侵略势力。如果把清朝众多守旧的王公大臣及社会顽固势力比喻为“狂热主义者”，那么魏源、林则徐、徐继等则可以被看作是近似“希洛德主义”者，因为他们已经初步表现出自以为向前看而实际上是向旁边看的时代特征。所谓“向旁边看”，就是向西方看，而主要又是向当时称霸世界的英国看。由于西方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已经走在中国前面，所以“向旁边看”也就等于“向前看”。西方不再是虚幻的海市蜃楼，已经为中国的前进提供了若干可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这是实实在在而且可以仿行的先进目标，所以即令是从旁边看见这个目标，也可以引导自己的民族向前走去，并非纯然是主观上“自以为眼光向前看”。

　　魏源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外在世界，而首先是认真了解当前的主要敌国。《海国图志》叙述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共十七卷，其中专门介绍英国的篇幅即达四卷之多。此外，在介绍世界其他地区时，写作意图仍然集注于“志西洋”，而“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魏源鄙视那些连主要敌国究竟在何处都茫茫昧昧的人，还大谈什么议款、议战、议守，主张设译馆以了解外在世界，而首先是调查夷情、夷技、夷图。他宣称《海国图志》与昔人海图之书有很大区别：“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主动以“西洋人谈西洋”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这是对于传统华夏中心天下观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对欧洲的政治形势有了初步的了解：“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竟。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他对英国霸业的鼎盛，也有足够的认识：“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削其精华。”（《海国图志·大西洋英吉利国广述中》）世界比中国人传统的理解要大得多，中国不仅不在世界的中央，而且更不是四海之内的共主。西方列强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也能兴国，兵贾相资遂称雄天下。这虽然是客观的如实陈述，但却给一向昧于世情的中国人，提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立国之本？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魏源和他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无误的答复，但却至少已经作出试图答复的可贵思索。魏源原本就反对那些“无用之王道”的鼓吹家，批评他们是：“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默觚下·治篇一》）鸦片战争的严酷现实，促使魏源把西方的富强之道作为一面镜子，而中西两相对照的结果，更使他对传统的“内圣外王”政治哲学产生怀疑。

　　魏源曾把君子的“受言”（博采众议）比喻为“受”。他颇为形象地说：“受光于隙见一床，受光于牖见室央，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默觚下·治篇十二》）他尽管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但却具有比较开放的心态。鸦片战争以后，他正是以这种心态，不仅勇于“受光于庭户”，而且还谋求“受光于天下”以照四方。我们不难发现，《海国图志》通篇都体现出这种“受光于天下”的博大胸怀。作者自称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以夷攻夷”与“以夷款夷”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海国图志》却是以“知彼（夷）”为前提，因而便增添了新的时代资讯，从而区别于既往盲人瞎马式的书生空论。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命题，表现出魏源的远见卓识与超人胆略。

　　所谓“长技”，魏源指的是：“一、战舰，二、火器，三、练兵之法。”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师夷长技”无非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已，其实大谬不然，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乃是对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华夷观念的第一次勇敢突破。

　　其一，中华帝国历来以文明古国自傲，而以野蛮的夷狄看待外邦；即令时至已经逐渐衰微的清朝中叶，这种荒诞的观念仍然占统治地位，并且与专制皇权的尊严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容许有任何逾越。魏源虽然也沿袭了“夷”的称呼，但通过多方面“悉夷情”，“夷”的内涵已经悄悄变化。他初步发现世界之大，远远超过既往国人心目中“天下”的狭窄范围，而世界的格局与秩序也与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有很大的差异。魏源开始认识到，世界不是封闭的、凝滞的，而是发展的、变化的。文明发展从来没有既定的格局，永远具有此起彼伏的不平衡特点。时至大清王朝的道光年间，长期被国人卑视为“岛夷”的英国，不仅不是野蛮愚昧，而且经济、文化还很发达，政教亦不无可圈可点之处，其他欧美各国也都各有优长，值得中国师法或至少作为借鉴。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妄自尊大的帝国来说，承认这个现实并在观念上作出相应调适，是一个极为艰难而又相当痛苦的过程。魏源在战败以后立即作出明智反应，并且一反传统提出“师夷”口号，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其二，在对外交往方面，清朝历来把外国视为藩属下邦，其基本观念是“治”，即力图以武力威慑或道德感化来持自己主观上钩画的世界秩序。鸦片战后，魏源把立足点从“治”转为“师”，即师法一直被视为夷狄且正相敌对的西方国家。尽管他强调“师”的目的仍在于“制”，而“制”也未尝不可理解为制驭或制胜；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研判，与其把“制”看作是攻略，倒不如看作是防御（当然是积极意义的防御），或者说是有效的制约。从“治”到“制”，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却反映了人们思想的深刻变化。中国文字的意蕴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由“治”到“制”至少说明人们心目里的中外地位已有逆向变化，中国由高趋低，西方国家由低趋高。中国人虽然仍以中华自称，皇帝虽然仍被视为天子，但是已经失去君临中国以外的天下的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