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上的对抗——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管理问题透(2)

　　还有社会治安问题。郁达夫《薄奠》里描写了一位拾金不昧的车夫，这种本质好、品行正的车夫，不仅是小说中的正面形象，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其人。但这样的人在50万或80万车夫中毕竟还是少数，由于人力车夫人数众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素质低下的民众身上所具有的劣根性，他们都有。而且作为流动人口，许多车夫家眷不在身边，行动自由，行为随便。没有钱就拼命拉车赚钱，一旦手中有了一点钱，多数人不是用于正当开销，而是用于不正当娱乐和嗜好。陶孟和调查北京人力车夫，“大部分之车夫偶有储蓄则常流于怠惰，或营不道德之生活”[5]1149。所谓不道德生活或不正当娱乐或不良嗜好，主要是酗酒、赌博、抽鸦片、嫖娼。伍锐麟调查广州六百人力车夫，在以上四种不良嗜好当中，只占一种的有247人，占全数41.17%；兼有两种的有182人，占全数30.33%；兼有三种的有22人，占全数3.67%；四样占全的，有3人，占全数0.5%。“总括来说，车夫当中有不良嗜好的为75.67%，占了大多数”[1]366。他们为什么会沾染这些不良嗜好？拉车是重体力活，车夫们要轮班。在不拉车的时间里，有一些车夫干点其他零活以贴补家用，但更多人却选择了在街上闲逛。各地平民娱乐场所少之又少，他们中一些人找娱乐就只有烟、酒、嫖、赌了。加上看见都市里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不能不受诱惑。还有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怂恿，就将拉车得的一点钱投入赌场、烟馆或妓院。陶孟和分析人力车夫沉溺嫖妓的数种原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力车夫恶劣嗜好的根源：“（一）人力车夫多无妻室者，嫖妓为其满足性欲之一法。（二）富庶之人常赴城外妓馆（俗所谓八埠）游乐，人力车夫之拖载此种人者日久即陷入嫖之一道。虽意志极刚强之人，置身其境，亦难克胜一己之私欲而排斥此引诱也。且游八埠者多不计小费，对于人力车夫给费较多。人力车夫获此收入，手下愈觉绰裕。（三）人力车夫所嫖之妓不只限于八埠一区，北京内外城殆无处无之，人力车夫亦常趋之，藉资休息，并晒其汗渍之衣。此等处所不得谓完全无用。”[5]1150这就是为什么花柳病成为车夫常见病之一的原因所在。沾染了烟、赌、嫖和酗酒这些恶习的车夫，一旦鸦片瘾发作而没有钱去过瘾，或者赌博输钱太多，甚至连车租也缴不了，或者嫖娼遇到“相好”而又床头金尽，就会起不良之心，用非正常手段弄钱。于是，拐车卖车者有之，北京就常发生车夫被社会不法之徒勾引，将车行之车偷偷卖掉，行话叫“买黑车”[5]1161；坑蒙拐骗者有之，武汉车夫中把偷乘客的东西称为“敲钢板”，把外地乘客称为“随县客人”（抄本，第153页）（武汉方言把打转转、兜圈子称作“旋”，读作xián，与“县”谐音，“随县客人”意为不知路线，随车夫绕圈子多出车资的客人）；敲诈勒索者有之，上海有一班狡狯的车夫，“口里先含着铜质小银币，等到客人付给车资后，将真银币藏过，吐出假银币来，硬逼着客人掉换，不掉换则揎袖攘臂，呶呶不休”[6]86。车夫乱索车资引起纠纷的事时有发生。由于人力车营运缺乏统一的价格标准，一些素质低的车夫，缺乏诚信，到达目的地后经常要以各种借口多索车资。如果说1924年北京发生米荒，米面价格较前增加一倍，“人力车夫亦向坐车人加倍索取车资”[5]1157，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下面这种情况就很恶劣了：武汉有些车夫为了骗乡下来的人坐车，故意把价说成一角，等到码头却索要一元，引起双方争执不休（抄本，第154页）。由于社会的歧视和生活的压力，一部分车夫常常以酗酒来麻醉自己，喝醉酒就闹事，打架斗殴，装疯撒野。这样的车夫虽然是少数，但这害群之马实足以破坏社会秩序，败坏人力车夫在公众心中的印象。

　　此外，交通秩序也是个大问题。人力车和车夫的不断增加，就容易引发交通问题，城市里的交通秩序常常因为人力车夫的行为受到干扰和破坏。

　　人力车夫与车行发生纠纷，会影响到交通。车行提高车租加重对人力车夫的剥削，车夫常常联合起来以罢工方式抵制。在机动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环境里，人力车停运的结果是严重影响市民出行，人们搬运行李、运输物品很不方便，致使怨声载道，市面萧条。

　　人力车夫与同行或其他交通行业为抢生意而引起的冲突更破坏了交通秩序。人力车夫一般有帮派，各占码头，各霸一方。为抢别人的地盘，或保护自己的地盘，常常发生冲突。即使是在同一个码头上候客，名义上是按顺序停车，实际上各抢生意，一位乘客喊车，众车围了上来，互相杀价，争夺生意，甚而有霸蛮者把客人硬扯上车，弄得乘客几成肥脔。这种恶性竞争，使人力车市场一片混乱。

　　马车与人力车虽不同行，却是冤家。有些城市里原来马车并不多，后来由于马车载客多，速度快，部分市民乐于乘坐，而且马车夫沿途呼唤乘客，把人力车的生意夺去一部分。在人力车业公会和车夫工会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人力车夫就在街头砸马车、砍马匹、打马车夫，马车夫也回击，砸人力车，打人力车夫，结果两败俱伤，双方都不敢出车，使城市交通几陷于瘫痪。

　　电车、汽车等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从西方传入我国后，民国年间有初步的发展。电车、汽车载客量比马车更大，速度更快，而且车资更廉，很快受到市民青睐。人力车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力车夫生计顿时陷入困境。在北京，有人写竹枝词慨叹道：“人力车夫六万名，沿街无处不居停。却因汽电来争胜，剥夺机穷一线生。”[7]95在广州，1937年市内各线长途车重新开行后，“不仅路线延长，而且减收半价。金钱时间，两皆相宜，乘客自然多坐汽车。人力怎能与机器相竞争，手车业遂不免于失败”[1]371。为了保护生存的权利，人力车夫采取了阻止电车、汽车营运的行动。他们斗争的形式多样，有的是要求电车、汽车提高票价，减少乘客；有的是要求另辟线路，不准汽车在繁华街道行驶；有的干脆要求取消公共汽车、电车营运。在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一些地方便出现了砸毁电车、汽车的骚乱。如1924年汉口人力车夫阻止汉蔡汽车公司未获成功后，他们就在汽车正式营运那天自发地在街上砸汽车，甚至还将汽车推翻在水塘中，扔到大江里，并扬言：“谁逼死我们，我们就逼死谁！”（抄本，第188页）类似事件在汕头那样的中小城市也发生过。人力车夫这种非理性的行动，且不从大的方面来说阻碍了我国交通近代化的进程，就从小的方面说，他们的鲁莽行动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交通秩序，骚乱期间固然没有电车、汽车敢于冒险上路，即使事件平息后，有些电车、汽车公司也不得不取消原定线路，向人力车夫作出种种让步。

　　总之，以流民为主体的人力车夫，在给城市交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安定因素。人力车夫带来的这些社会问题，使加强对人力车夫的管理显得十分迫切。

　　二、当局对人力车夫的管理

　　人力车夫的管理是人力车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人力车夫管理问题与人力车业管理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