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与理解：解读五四评孔思潮的文化纽结(2)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江汉论坛 作者：章开沅 查看：
第三个问题就是中西文化比较。
五四时期评孔与前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一时期的评孔是放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进行的。可以说比较文化是“五四”启蒙思潮展开的一个总体方法论。作者将这一比较视角纳入其“东方与西方：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这一部分是很有见地的。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之争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初期（五四运动爆发前）集中在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上，《新青年》的启蒙活动就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的，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揭橥其启蒙方法就是采取比较文化方法，尤其是借孔德实证主义的社会进化法则，并使之成为主导“五四”知识界的新比较文化范式，这是不争的史实。“五四”爆发后转而讨论东西文化的相互联系及能否调和、如何调和。进入二十年代，梁启超、梁漱溟分别发表《欧游心影录》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论战推入高潮，具体讨论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响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口号。而力主回归传统的“东方文化派”以此为开端，苦心经营，终于形成现代“新儒家”，在中国近代乃至当代仍持续不断地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许多海内外学者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纳入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范畴来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见解。但从根本上而言，却没有跳出美国已故著名中国近代史家勒文森的论调。勒文森（Jeseph Levenson）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提出了有名的论断，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上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传统。这个说法曾在海外汉学界风行一时，迄今仍有很大市场。勒氏所言，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心理状况是颇有洞见的，但却无视其中个体的巨大差异和客体的历史性，终不免失之笼统、粗糙。中国的传统实在太复杂，不容易接受简单的概括。
纵观五四时期的批孔，也存在有粗浅、偏颇的不足。易白沙、陈独秀、吴虞、鲁迅等人此时的批判武器，还多停留在人文主义、个性主义的水平上，他们只是运用进化论等理论武器，而缺乏科学的历史唯物论作为理论指导，较多表现出强烈的全盘否定文化传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未能从科学的意义上真正实现对孔子、儒学乃至整个传统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任务，在如何实现“五四”提出的两大旗帜之一的“民主”方面，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就思想而言，五四时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既不是民主、科学、民族主义、反传统主义等几个抽象概念所涵盖得了的，具体到每一个事件和人物身上，也不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类简单二分法所能弄清。忽略了每个主体身上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理性与浪漫、个体与群体、怀疑与崇尚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是难以言说清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来倾向的。作为历史研究者，应该走进历史、尊重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这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任务，这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在论证中容易犯把问题绝对化的倾向，因此本书并不是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如书中对“五四”时段的界定，他认为学术界的看法是一致的，其实海外学者对这一问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如余英时先生就将广义的五四运动时间界定在1917—1827年。五四新文化是一个可供讨论相当大的领域，因此各种不同的论点的彼此激烈的交锋并不鲜见，书中虽然有不少地方也加以评说引用，但对相关问题的辩难仍嫌不够，尤其对海外有关研究的了解和回应，显然有加强的必要。
我曾在多种不同的场合提出：“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愿继续同作者、读者诸君共勉。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