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与理解：解读五四评孔思潮的文化纽结

　　原文标题：同情与理解：解读五四评孔思潮的文化纽结——序张艳国新著《破与立的文化激流》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一个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但相关的研究却较难取得人们的共识，正如著名五四运动研究专家周策纵早在1959年所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很少有像五四运动这样人们对之讨论得如此之多、争论得如此之烈，却又论述得如此不充分的事件。”几十年过去了，随着研究的深入，争论的激烈程度并没有得到多大改观，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两岸三地“文化反思”的展开，五四运动再一次成为中国学界争论的中心课题之一。也正因如此，长期以来相关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而问题的集中和论点的针锋相对，在整个中国近代史领域中都是鲜见的。重大的课题吸引众多的史家，同时也因相关的研究起点高成果多，产生了所谓“学术高原”现象，许多问题的研究难度加大，重大突破的余地减少，一些后学避而远之，另辟蹊径，或者致力于其中的细部及少数人物研究而回避对整体的把握。艳国逆难而上，选取这一学术高原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进行全景俯视和深入研究，其勇气可嘉，精神可赞。

　　本书选取五四时期的评孔论战作为文化思想研究，作者认为，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纽结，关涉到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列主义、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等重大问题。作者试图通过对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的考察，探讨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文化在“破与立”激流中辩证的发展轨迹与方向。将五四时期评孔作为一种思潮来研究，学术界对此并无定论，主要是因为孔子思想及其学说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关涉的问题相当复杂，如五四时期批孔倒孔更多地是为新思潮打开通道一样，而护孔维孔不仅与皇权政治结合在一起，而且又与固有的文化传统及新近形成的文化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因此许多学者对其评说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五四时期的评孔是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紧紧联在一起。作为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要弄清这一问题，不能不具体考察五四评孔思潮的发展过程，正如卡西尔在论述西方启蒙思想时说：“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的——在这种形式中，启蒙思想被归纳为种种特殊的学说、公理和定理。因此，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与追求、破坏与建设，才能弄清楚它的真正性质。”（E·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本书作者从社会变迁、文化演进、中西文化比较三个侧面，具体考察五四评孔思潮的发展过程，进而深入讨论孔子学说与政治体制方面的“帝制与共和”、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弃旧与扬新”、中西文化的“东方与西方”的复杂关系，条分缕析，层层演进，将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了一番学理诠释。

　　作者在书中具体提出些什么问题？又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这是首先应该向读者说明的，同时也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孔子及其学说与民初帝制复辟的关系。

　　作者指出，“在民国初年，有三个复辟集团，三支复辟势力。他们分别是以满清皇族贵族、‘民国功臣’袁世凯、旧官僚张勋为核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复辟集团在掀起复辟逆流时，他们都举起了孔子的偶像——共一块孔子招牌”。作者点明了孔子学说与帝制皇权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也成为论战的开端。正是复辟帝制与尊孔逆流激起了民主派的抨击，由此产生了评孔论战，开始从复辟帝制的理论基础的角度进行批判。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基本上已有共识，作者的贡献在于将评孔思潮深化到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刻检讨，进而引出在世界范围内审视中国文化生命力的话题，即东西文化的比较问题。重温这一背景的深刻内涵，或许会有助于时过境迁之后的今天，研究者对当时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才多少产生一些“同情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

　　这是学术界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是“全盘反传统”；五四运动是否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些年来，颇多论著有一种倾向，就是要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的责难新文化运动应该对20世纪中国的文化激进主义负责。其主要论证是：这一时期激进地“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妨碍了“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有的认为文化的激进主义直接带来了政治的激进主义，是造成中国近代政治混乱的思想根源，等等。读过作者此书，也许会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将“五四”的反传统议论归于“全盘反传统”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逻辑混淆，即儒家与百家、三纲与儒家、儒家内部的主流与非主流。再说，五四时期的非孔反儒并非始自“五四”或“五四”前，而是前已有之，代不乏人，魏晋时期的“非汤武而薄周礼”，嵇康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典型；到明清之际更是蔚为大观，李贽、黄宗羲、唐甄、龚自珍、俞理初……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后来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批评孔子或改塑孔子的尝试早已初具规模，可以说激烈的“全盘反传统”并非“五四”所独有。

　　五四时期存在着反传统的一派，同时也回应产生了维护传统的一派，而且维护传统的一派正是由于反传统派的挑战及其刺激下的思想理论发展，才推进了自己在方法和学理上的前进。这从当时的东方文化派、国粹派及稍后的学衡派、当代新儒家学派的情形可以知道，新一代的维护传统文化者，也是因为有了对方的“破”，才推动了自己的“立”，他们才能从中国文化发展本身的立场来讨论传统文化的历史性与现代性。“五四”一代中的非孔反儒与前代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其思想主张上含有更多的近代民主基质。虽然现今海外的新儒家正努力挖掘孔子儒家学说的民主因子，实现其所倡导的“创造性转换”，但在“五四”一代激进的文化健将眼中，孔子儒家学说是中国宗法君主专制制度的义理根子，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却是水火不相容的，“五四”反孔的实质就是反专制主义。那么孰是孰非呢？对这样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还是多以一点客观的、冷静的，同时也是宽容一些的态度，继续讨论下去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