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3)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作者:章开沅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田中正明是狂热鼓吹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撰写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以下简称《虚构》)一书,已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外

  至今我们还难以最终判断贝德士是否见过《东京日日新闻》那两个特派记者,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贝德士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语),而且又是国际委员会的主要骨干,属于各种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何况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还滞留在日本。同时,由于与妻子的音信隔绝,贝德士也有可能向刚从东京来的日本人打听亲属的近况。1938年1月10日贝德士发出的密信中写道:“L(Lilliath的简化,即贝夫人)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在‘潘内’号(被日军炸沉的美国炮舰——引者)上死了或受伤了,因为我仍在南京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她那里,而东京的各种报纸则暗示所有外国人都被带上了这条轮船(日本人13日进城,‘潘内’号12日沉没,报道迟缓)。经历48小时悲痛之后,她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访谈,日本人进入南京之后不久,一对笨汉打听到我的下落。为了回应她(指贝夫人——引者)的朋友们的感谢,这家报纸于17号匆忙派遣几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前来。元旦那天,他们有人给我带来一张照片和一封信,日本使馆恪尽职守,当然已经读过此信。这样我俩就免得长时间相互担心。”正如贝德士在此信的开头说明的那样,“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戳和肆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我们只能从其勉强联贯的语句中寻绎当时的具体情景。滞留日本的贝德士夫人获悉丈夫还留在南京,是由于看到一份报纸,报道说有两个日本人在南京沦陷不久找到了贝德士。从会见的时间(12月15日)与人数(两个特派记者)而言,恰好与1937年12月16日《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大体相符,但贝德士当时谈话的内容则完全有可能被歪曲。握手是通常礼仪,也许还拜托该报两个记者回东京后代为打听贝夫人的下落,而作为其正面回应便是该报在两天以后(17日)再次派记者和摄影师前来南京,并且为贝夫人带来价逾万金的家书。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解释为贝德士说过“秩序井然的日军一进城,南京很快就恢复了和平,这比什么都好”之类“欢迎”的话。

  本文前所引证过的贝德士、拉贝、费吴生等人的信件和报告,已经足以说明《东京日日新闻》刊载的访谈内容蓄意歪曲事实。就是从贝德士这封写于1938年1月10日的信的简短字里行间,也不难一眼看出他对这些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新闻记者的厌恶。他在信中把若梅与村上两人称之为a couple of dumb-bells,原意是一对哑铃,美国俗语相当汉语的“傻瓜”。如果作原意解,这两个日本记者的体型特征必定是异常矮胖;如果按美国俗语解,则近似汉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都是较有分量的贬义词。甚至在谈到妻子托日本人带来的宝贵信件和照片时,贝德士在匆忙之中也没有忘记揶揄一句:“日本使馆恪尽职守,当然已经读过此信。”贝德士和国际委员会其他主要成员一样,从南京大屠杀一开始就决心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疯狂暴行,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他在1938年4月12日从上海寄出一封信,说明揭露南京事件真相的一本书的编写与出版情况:“这里正积极准备在英国和美国出版H.J.田伯烈先生写的一本书,作者是《曼彻斯特卫报》有经验的记者,书名可能是《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s in China)。田伯烈先生是一位品格高尚的新闻工作者,他与北平、上海的基督教领导人长期保持密切关系。他保存着得自此间救济团体(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引者)的陈述中国战争实况的大量文献。这些资料是以公正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公布的。”“尽管不能对这项工作承担法律责任,但从一开始我便与它联成一体,曾经参与商讨计划及其进展,也曾校阅全部文稿。此外,此书还利用了我在(1937年)12月15日起草的一份报告,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附件包括许多(1937年)12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1938年)1月10日陈述过去数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状况的信。给日本使馆的信我虽未署名,但南京和上海(即使不包括东京)的日本官员心里都很清楚,这些文件是出自我的手笔。史迈士博士由于曾在国际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各种报告和案例上签名,多少也受牵累。”“这本书未受地域限制,包括中国其他城市与地区的可靠统计资料。不过南京事件在其中占特别重要位置,因为在这个城市集中了残暴。因此,日本当局将有可能特别憎恨南京这个小小的外国传教士群体,尤其是我。费吴生先生由于其日记被引用,马吉(John Magee)先生由于他的几张照片(指马吉用小型摄影机拍摄的日军暴行现场)被刊载,都将严重受牵累。”但是贝德士和他的同事义无反顾,信中真诚地说:“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只有我们或者与我们一道工作的人们才能做到如此”。

  田伯烈编写《日军在华暴行》一书时非常强调“第一手材料的直接性与权威性”,并且声明所用资料业已妥善保存,“都可复查”。也许正是出于对田伯烈此书,也是对南京事件的历史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贝德士终生认真保管国际委员会这批资料。仅就这一事来说,贝德士已经可以生死无憾。而恰好又是这批资料,把田中正明及其所引用的《东京日日新闻》编造的谎言驳斥得体无完肤,这大概是贝德士老人生前所未曾想到的吧!

  附记:这篇文稿本来是为批判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而撰写。今年5月,日本上演《自尊——命运的瞬间》电影,公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片中借东条英机之口,再次否认日军在南京滥杀无辜的滔天罪行,说南京大屠杀是“根据道听途说而故意夸张的事实”,“有谁会相信我们的皇军会滥杀无辜”。这部影片还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贝德士等外籍正义人士说成是造谣者、诬陷者,其腔调与田中正明如出一辙。因此,特将此稿检出发表,对日本右翼势力的谰言予以驳斥。

  〔作者章开沅,1926年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 430070〕

  注释:

  ①德间书店1982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

  ②原书《侵略——中国战线从军记者的证言》,日本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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