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2)

　　此后几天信件揭露日军暴行的案例愈来愈多，以致贝德士在12月27日给日本使馆的信中不得不直率地指责：“从一周多时间以前开始，您们曾向我们提供许诺，在几天之内通过调换部队以重整纪律，增加宪兵等。然而可耻的混乱仍在继续，我们未能发现认真的努力加以制止。”“在两周军事恐怖主义(Army Terrorism)之后丑行如故，现在需要比许诺更多的东西。”两周前即是13日，可见日军烧杀淫掳的屠城暴行恰好是从日军一进城就开始，贝德士从来都没有把15日以后的事说成是15日以前的事。

　　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还保存着安全区副主任费吴生（Geoge A.Fitch)在1937年12月底写的一封日记体长信，内称：“12月13日上午11点，我与委员会两位同事开车去会见他们(指进城日军——引者），正好在安全区南面进口遇见一个小分队。他们未显露敌意，但稍后片刻就枪杀了20个由于害怕他们而慌忙逃走的难民⋯⋯与此同时，我们赶忙在(国际委员会)总部帮助中国士兵解除武装，他们已无法逃走，只有到难民区寻求庇护。我们向他们保证，只要放弃武器，日军将予以宽宥。但这是一个无法生效的诺言。以后的事实表明，他们即令是战死，也胜过被抓去枪毙、刀砍或供刺杀练习。”“14日，星期二，日军大举进城——坦克、炮兵、步兵、卡车。恐怖的统治开始了，在接连而来的10天里，残酷和凶暴与日俱增。他们奉命可以为所欲为，飞机散发的传单遍布全城，宣称日本人是中国人绝无仅有的真朋友并将保护善良民众，当然这无非是空话连篇。为了显示他们的真诚，他们任意强奸、劫掠与屠杀。”“12月17日，星期五，屠杀、抢劫、强奸继续横行。粗略估计至少有成千妇女在昨天被强暴。有一个可怜的女人被强奸37次。另一妇女有5个月的婴儿，日军强奸母亲时婴儿被残酷闷死，因为他啼哭。”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事实也说明日军从进城之始即已开始残酷屠杀。

　　如果田中正明对美国目击者缺乏信任感，那么，还可以引证具有当年日本盟友德国国籍和纳粹党籍的拉贝，即国际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1938年1月14日给西门子公司上海理事会的信。内称：“我们的真正困难是在轰炸之后，也就是在日本人进入南京之后。日本军事当局似乎已失去对其军队的指挥权。日本军队进城后抢劫数周之久，约2万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数千无辜平民(包括发电厂43名工人)被野蛮杀害(用机枪屠杀成为‘人道处死’的方式之一)。他们还毫无顾忌地侵犯外国人住房。德国60幢房屋有40幢遭受不同程度的抢劫，4幢全部被烧毁。这座城市的1/3被日本人焚毁。纵火行为仍在继续。这座城市已没有商店，不是遭受打砸就是遭受抢劫。城里遭枪杀和误杀的尸体到处可见。这些人的尸体不允许我们安葬(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在我住所约50米处自12月13日以来就有一个中国士兵的尸体。难民区的许多池塘都漂有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池塘尸体最多达50具。”德国人和美国人一样，纳粹党员和基督教徒一样，都是说日军进入南京之日即大屠杀开始之时。

　　难道还需要引证更多档案文献吗？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有的是如山的铁证。田中正明抓住一份《东京日日新闻》便当做法宝，却没有(或不敢)说明这家报纸当年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贝德士早在1938年1月10日一封密信中即已愤怒揭露日本新闻媒体乃是军方的鹰犬。他说:“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一个用欺骗的宣传掩盖其罪行的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同年3月3日，他给《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的信，虽然含蓄却也相当明确地指出：“我们这里的同事倾向于认为，日本的报道与国际委员会的报道是完全不同的，它无从给以裨益。”就是在这封信中，贝德士告诉田伯烈：“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日本军方甚至外交官对(国际)委员会是多么仇恨。——日本)使馆主要官员正式指认我为‘反日’;并且急不可待地问别人我是否有‘精神病’”。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贝德士、史迈士（Lewis S.C.Smythe）、米尔士（W.P.Mills）、费吴生等拒绝日方所要求的“合作”，坚持报道南京城内“无秩序和危险的事实”。试问，如果贝德士果真像《东京日日新闻》所报道的那样，顺从地说什么“秩序井然的日军一进城，南京很快就恢复了和平，这比什么都好”，日本军方和某些使馆主要官员难道还会如此攻击贝德士吗？

　　对于《东京日日新闻》的品格，上述费吴生的信件曾有直言不讳的评述:“我们曾经看到，上海一家日文报纸几篇文章和《东京日日新闻》的两篇文章，它们告诉我们，甚至早在12月28日，商店迅速开张，贸易恢复正常，日本人与我们合作为可怜的难民提供食物，市区已经根除中国抢劫者，和平与秩序笼罩全城。这是日本从战争开始以来向国外不断散发的典型谎言之一。”制造谎言的当然不止《东京日日新闻》一家，良心尚未泯灭的当年《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战后曾撰写《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南京大屠杀》一书，沉痛地忏悔说：“战时状态可以说是个疯狂的时代。由日本人记录下自己同胞所犯下的野蛮行径，心情实感抑郁。自己无法制止这种野蛮行径，然而又不能报道这些残暴行为(即便写了也无法报道，否则要被处分)，却还要专门写‘皇军之勇战’的情况。”①这可以看做是当年日本新闻界的一般情况。

　　日本正直的资深学者洞富雄著有《南京大屠杀》②一书。其中“关于市民生活的新闻报道全是谎言”一节一开头就指出：“占领南京后不久发生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持续了两个月以上，对此，未能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一鳞半爪。在占领地区出版的英文报纸也同样如此，因为当时报道受到了严格管制。总之可以说，几乎看不到关于南京市民情况的报道。有时难得发表的消息，也是与事实大相径庭。”他以1938年1月8日上海《新申报》为例，这家日本人主办的中文报纸发出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的长篇报道。内称：“南京街道极为平静。深情厚谊的太阳之光尤为和煦地照射在西北部的难民区。九死一生地逃出来的难民们，受到日本军的亲切抚慰。他们喜气洋洋，十分感激，恭恭敬敬地跪在路边。在日本军入城前，他们苦于受到怀有反日情绪的中国军的压制⋯⋯善良的市民痛苦万分，处于无比悲惨境地。”“幸亏皇军在南京入城后收兵，伸出了深表同情之手，对病人进行诊疗……在难民区内，他们(日本兵)不问性别、年龄，给难民分送面包干、点心、香烟等，大家感到非常高兴，表示感谢。”“诊疗结束后，不计其数的群众高呼万岁，聚集在太阳旗和红十字的旗帜下，围着士兵们表示谢意⋯⋯现在，南京是引起各国注意的最好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谁都能呼吸到和平生活和愉快工作的空气。”洞富雄为了揭露这则报道纯属弥天大谎，特地介绍了国际委员会有关同一天发生的日军强奸、枪击暴行的报告，说明就连安全区也依然不安全。

　　同时，他还引用了上述费吴生信件有关1937年12月30日见闻的陈述：“下午我访问日本使馆时，他们正在指示60个中国人怎样庆祝元旦，其中大多数是我们难民营的管理员。‘五色旗’取代国民政府旗帜，要赶制一千幅‘五色旗’和一千条日本国旗以庆贺新年。超过千人的难民营必须派20人出席，较小的难民营出10人。元旦凌晨一时鼓楼将升起‘五色旗’，那里将有‘适当的’演说与音乐(按节目单进行)——自然，将拍摄快乐的人群挥舞旗帜欢迎新统治者的电影。与此同时，城市仍在继续烧，三个12—13岁的女孩被强奸或被抢走。”由此可以了解，1938年元旦以后的“友好”盛况是如何炮制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