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跨越”发展之我见(2)

　　大学现在确实很忙，因为学校越办越大，学生越来越多，教师的教学负担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年轻教师，为了从助教升为讲师，讲师升为副教授，每年还要达到发表若干论著的所谓“刚性指标”。校、院、所各级领导更忙，因为“扩招”也好，“升级”也好，并无相应足够的财政拨款，还得“自筹”财源，弥补经费不足。于是便“文革”以前，多次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不仅未能实现“教育革命”的预期目标，反而严重损想方设法“创收”，乃至变相推销形形色色“学历”，当然更少不了“跑部前进”，争招生数额，争项目经费，争科研课题，争学位授予点等等。而教育部及其下属各司局又巧立各种名目，精心设计繁琐的申报、评审、验收等手续，其中仅本科教学评估一项，就把全国高校折腾得劳民伤财，人仰马翻。……试问，在这样劳民伤财的纷纷扰扰之中，大学领导又有多少余闲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高等教育的积弊，不仅年深日久，而且盘根错节，彻底整顿，谈何容易。

　　从深层根源来剖析，主要的问题仍然是主管教育者对教育本身缺乏正确的认知。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单向的“灌输”、“塑造”。从广义来说，教育无非是人在改造客观环境中的自我完善，因此教育最重要的是调动受教育者自我完善的内在积极性。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爱，都是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所谓“以生为本”，说到底就是以人性为本。现今教育当局主要者把各项重大措施都名之为“工程”，实际上是忘记了人性不同于物性，学校不是工厂，教育更不同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说到底，教育是细致的教化而不是简单的制作。

　　把教师比喻为“灵魂工程师”，这未必完全确切，但教育的根本毕竟是人格的养成，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教育工作的主干是思想工作，即令是知识传授，从广义来说也是属于思想工作范畴。因此，积60年高教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总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慢工细活，教师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园丁，必须按照植物的生长规律与季节的环境变化，循序渐进地从事本职工作，而最忌讳的就是急于求成和揠苗助长。诚然，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变迁，但是教育毕竟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并非总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社会。教育具有长期性与持续性的特点，其中存在着绵亘千古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薪火相传”一语是教育这个行当的绝妙写照。教育固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然而教育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忽略必要的前后承续与相对稳定。与其主观武断地通过行政命令推行一个紧接一个折腾大学师生的所谓创新或跨越，倒不如让大学保持一个相对安宁的校园，也许顺乎自然的萧规曹随比什么“开辟新纪元”之类豪言壮举更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诚然不是孤立的存在，大学更不应该回归成为游离社会之外的象牙之塔。但是，正由于教育的发展总是与校园内外的各种社会因素相牵连，所以其任何重大变革都是一桩繁密而又细致的系统举措，都需要经过长时间反复实验与不断校正，才能取得比较完善的成效。从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成功的教育改革往往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水到渠成”。

　　“文革”以前，多次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不仅未能实现“教育革命”的预期目标，反而严重损害教育本身，特别是挫伤了众多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教训极为沉痛，但似乎早已为现今教育当局所忘却，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重蹈覆辙。现在虽然不再有人公开侈言政治挂帅的群众运动，但是动辄以政府行为推行全国一盘棋的“创新”举措，依然忽视教育的连续性与相对稳定性。朝令夕改，而且政出多门，让许多大学无所适从。以前“教育革命”主要靠政治威权，现在却主要是靠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以形形色色的各类“工程”与相应的“课题”、“项目”经费促成“跨越”导向。同时，又拟订各种繁琐而脱离实际的指标体系与评审程序，迫使大学顺从就范。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是屈从于政治压力，现今的大学是倾倒于金钱的魔力，各种腐败现象都是由此产生。政界“跑官”，大学“跑点”，而且都一同“跑步（部）前（钱）进”，这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潜规则”。

　　大学的堕落已经令人难以容忍，但教育当局仍然沉醉于少数追随者的歌功颂德，至今仍然未能深切反省，因此在错误道路上愈走愈远。最近，为浙江大学所谓院士课题组“抄袭舞弊”事件，教育部也曾严辞痛陈要下“猛药”，但“猛药”似乎只是针对大学，__________学术道德教育主要针对学生，真是匪夷所思！我认为，追根求源，如果现行教育体制依然原封不动，中国教育改革也只能停留于修修补补，根本难以革除错综复杂的各种积弊。因为，大学根本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而恕我直言，许多大学校长也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甚至没有自我完善的内在醒悟。因为其中有些人已经习惯于惟命是从，随波逐流，把学校作为个人晋升之阶，千方百计在“跨越”与“创一流”的虚热中显耀自己的政绩。种种事实表明，在目前教育部这样强势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大学很难在教育改革中有根本的转变。

　　教育改革，千头万绪。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而关键首先是体制改革，让大学独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多年以来，我与华中师范大学几位教育史教授始终坚持陶行知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并且又在去年出版我校前辈校友余家菊先生的《教育哲学论稿》，目的都是温故而知新，希望人们在教育改革问题上能够在源头上作更为深层的探究。我深信，大学应该把握自己的命运，大学必须自我完善，大学也能够自我完善，大学的希望在于大学自己！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本刊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