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跨越”发展之我见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学习月刊》2010年第1期上旬刊 作者：章开沅 查看：
“文革”以前，多次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不仅未能实现“教育革命”的预期目标，反而严重损害教育本身，特别是挫伤了众多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教训极为沉痛，但似乎早已为现今教育当局所忘却，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重蹈覆辙。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高等教育“跨越”发展之声不绝于耳，而且确实见诸声势浩大的行动。成绩似乎令主事者陶醉，经常挂在口上的主流话语是：“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是这些耀眼数字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所谓“跨越”发展给教育带来是祸是福？人们认识并非一致，甚至存在深刻分歧。
2009年年初，中央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公开征求意见，随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网络上的各种争议更为火热。3月2日《长江商报》以两个版面全文刊载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的《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其具体建议是：1.废除自学考试制度；2.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3.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4.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5.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6.停止大学办分校；7.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8.实行教授定编制；9.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10.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据《长江商报》“高教十症”调查结果（3月12日公布），近2000网友投票，除第1、9两条外，其余8条意见均获“7成以上的网友力挺”。
当然，高教之病并非仅限于这10条，而这10条也不一定都是最为严重之症；但这毕竟是一位资深大学校长率先响应政府号召，全面系统地坦陈自己的批评与建议，理应给予应有的尊重与理解。
我与刘道玉教授相识已久，而且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出任武汉地区中央直属高校的校长。他虽然比我年轻，但在高校行政管理方面却比我出道早得多，而且还曾在教育部担任过重要工作。我非常敬重他对教育事业的革新精神与执着追求，对他此次提出的批评建议更深有同感。应该说，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那批大学校长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意见包含着众多师生积压已久的共同心声。但我不想重复列举或补述当今高等教育的各种弊端，而宁可探索我国高教何以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危害又这么深！
就我记忆所及，上个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尽管在体制、教学、科研各方面的革新仍然步履艰难。90年代以后，问题的严重性首先出现于教育产业化作为决策的推行，而主要驱动力又来自比教育部更为强势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至今还记得若干权威人士在报刊和电视上发表的那些梦呓或狂想，仿佛高教一经形成规模宏大的支柱产业，就可以财源滚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经过任何民主咨询，决策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也不得而知，1999年就从上而下地仓猝敞开“扩招”的大门。扩招加上此前也是从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并，形成一味追求扩展办学规模的狂热。
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总不能以牺牲整体质量来换取发展以转型，否则教育即令转化成为庞大的产业，也只能视之为高成本、低效益而虚有其表的泡沫经济。很不幸，由于中央政府与教育部门的强力推行，并且以“跨越”一语要求高等教育勉力推行21世纪新一轮大跃进，大学遂成为严重受害的灾区。
紧接着又是在“跨越”号召下出现弥漫全国的“升级”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应有的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教学型与研究型”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综合大学”窜升，而已经具有“研究型综合大学”特殊身份的所谓“985”大学，又纷纷向“世界一流”狂奔。真可以说得上如痴如醉，举国颠狂。
大学内部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升级”良机，于是好多系、所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成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学由于下属学院太多，校领导管不过来，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泱泱大国气派。相形之下，原有许多系、所的地位则江河日下，往往自嘲为无非“教研室”。与过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已经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与原先标榜的“精简、效率、效益”革新目标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