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思考

　　旅居美国三年，无论到哪里，我总是围绕《中国史学寻找自己》（The Chinese Historyin Seeking of Herself）这个主题讲演。实际上，孙中山研究也存在着一个寻找自己的问题。1991年，台湾《中山社会科学季刊》给我一个题目：《中国大陆的孙中山研究的定位与展望》。在那篇文章中，我阐明了上述看法。我的这一看法，得到一部分台湾年轻的研究者的赞同。

　　所谓“寻找”，有两个含义，一是历史学者的独立人格的寻找，另一个是历史学的独立品格的寻找。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常被有些人称为“显学”（显赫的学问），不无洋洋自得之感。其实，显学在中国常有官学之嫌，甚至就是官学之别名。1949年以前，孙中山研究为国民政府所重视，1949年以后，又为人民政府所重视。这种情况，对于孙中山研究来说，既是幸运，又是不幸。

　　所谓幸运，是党和政府经常给予关心和支持，至少在五年、十年庆典之时，拨给一些经费，供学术研究、学会活动、出版书刊之用。所谓不幸，我认为，是党史之外，受到最大伤害的领域也包括孙中山研究。显然，历史学者只能在毛泽东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纪念孙中山先生》）及列宁的著作（如《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框架之内来研究、思考。

　　80年代以来，情况的确有所好转，但改进仍不充分。

　　所谓好转，是孙中山研究逐步突破了毛泽东及列宁的著作预定的框架，脱离了“历史地位”、“丰功伟绩”这种单纯的政治评价的指标体系。因此，多少取得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在1986年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国际专题讨论会前后，一批年轻的研究者迅速涌现，许多老资格的研究者也转换了研究的视角及方法，使人们深感面目一新。

　　所谓改进仍不充分，是在指导学术的体制和方法上，迄今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传统的观念及国家领导人的若干即兴讲话，对于学术研究依然有着某种程度的约束力。尤其是1987年以后，政治风波屡屡发生，对包括孙中山研究在内的整个历史学的干扰甚多。特别是，当前国民经济正在急剧变化中，金钱的压力与诱惑并存，因此，历史学更加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史学同样存在着一个必须寻找自我的问题。

　　就孙中山研究来说吧，所谓寻找有三层含义：第一，寻找真实的孙中山；第二，寻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风格；第三，寻找对孙中山的新的理解。可喜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孙中山是政治家。政治家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大多善于根据各个时期和各种情况的政治需要塑造其特定的领袖形象。例如，《伦敦被难记》中，塑造的是一个为西洋人乐于接受的、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孙中山；《三十三年之梦》中译本中，塑造的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的天命预兆的孙中山。孙中山逝世后，后继的政治家们又按照各自的需要，重新塑造其形象。国民党浓墨重彩地描绘的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孙中山，而共产党眼中的孙中山则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真正朋友。因而我们必须不断分辨历史上各种各样对孙中山的外在涂抹，探求真实的孙中山，或者至少接近于真实的孙中山。

　　孙中山在1913年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后，已被树立为至高无上的偶像，但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因此，必须用适合研究人的方法来进行探讨，不能满足于以往惯用的单纯政治公式来推演。孙中山不可能是为革命而出生的，而且成人以后，除革命外，并不是没有个人的七情六欲。他更不可能集美德于一身、没有任何缺点的完人。国民党出于维护正统的需要，强调孙中山的政治一贯性，否认其晚年的重大转变。但是，共产党却非常重视他的晚年转变，有时难免夸张自己的作用，甚至把孙中山当作一个准社会主义者来描绘。这些都是从各自固执的简单政治模式出发，因而无视孙中山的思想与性格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几年前，桑兵就孙中山的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关系作了阐述，马敏则探讨了孙中山的政治人格的形成。两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因而曾引起史学者的重视。

　　孙中山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在夏威夷的华侨社会中成长，还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洋近代教育，因此，只有在中国文化、西洋文化的互动（interaction）中去认识他，才能得到新的理解。这几年，张岂之研究孙中山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夏良才研究亨利·乔治对孙中山的影响，姜义华利用孙中山上海故居的藏书，研究其思想根源，各自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世界近代文明史上，“离异”（alienation）与“回归”（reversion）这两个现象是交替出现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也对孙中山和西学、中学的关系获致若干新的理解。“离异”与“回归”现象的发生，主要是东西文明的差距迅速扩大所导致的。而西洋、中国这两者又分别处在侵略与被侵略的地位，因此格外增加了“离异”、“回归”转化的复杂性。孙中山从向往单纯的西学开始，随后又期望中学和西学的融合，最终则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以来的道统和儒家给以重新解释，用以重建中国文明与社会秩序。所有这些变化，都受到“离异”与“回归”两个潮流的影响，所以提出中国和西洋的融合，绝不是他个人的随意选择。

　　此外，我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同事及研究生们，多年来一直重视社会环境、社会集团、社会心理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