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思考(2)
辛亥革命网 2011-05-02 00:00 来源：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作者：章开沅 查看：
关于研究社会环境的必要性，我们的认识尚未赶上本世纪初的进步青年学生。到目前为止，在他们刊载于《江苏》、《浙江潮》等杂志上的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中，仍有很多我们至今作不出答案的项目。社会环境即是国情。毛泽东十分强调国情研究的重要，但他说：“国情就是社会的性质”，反而导致许多学者对社会环境国情理解的简单化，好像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概念就能够解释全部的社会、历史现象。实际上，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已经初步看出了中国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认为应该挖掉三层“陈土”（军阀、官僚、政客）。这样的认识虽然仍觉肤浅，可是却具有明显的先见性。1982年以来，我一直强调社会历史土壤的研究，就是由于从孙中山那里受到启发。我们除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及阶级结构外，还特别重视更加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其原因除军事、财力的劣势及列强的干涉之外，国民（特别是南方的上层绅商）心理状况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二次革命”中，发生阶级（资产阶级）背弃领袖的现象，也许可以从文化心理结构方面得到补充的解释。
提倡社会集团（social group）的研究，是为了弥补过去阶级分析简单化造成的缺点。近代中国是个过渡性的社会，其中各个阶级、阶层也都具有过渡的性格，而且某些新生阶级还带有不成熟的特点，所以，某些阶级的区分决不是明晰的。因此应该更加努力研究实际存在的社会集团丰富的内蕴，而无需过份急于寻求阶级定性。马敏、朱英两人的苏州商会研究、桑兵的清末学堂研究、赵军的大陆浪人研究，都是对社会集团研究的成果。对1911—1912年的“定都之争”，我的理解是应着眼于对江浙集团、武昌集团等社会集团的研究，把这些集团看作是“利益集团”。中国学者中，有人批评我过分强调利益争夺，无视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甚至有人认为我损害孙中山的伟大形象。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政治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在这个世界上纯粹“正义”的政治是绝不存在的。实际上，脱离了利益，“正义”也只不过是个虚构的东西。所谓“正义”，也只能是大多数人利益的体现。为了研究辛亥革命以前的孙中山，不能不研究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广东、湖南、江浙等省籍的团体之间复杂的关系，为了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的孙中山，又必须研究重新组合的广东、江浙、武昌各集团的关系。护法运动及其失败前后，孙中山和南北各派军阀集团的交往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社会集团研究的深化，必定有助于对孙中山各个时期活动的理解。
社会心理研究的提倡，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是乐正的博士学位论文，标题原是“清末民初的上海人社会心理的变迁”。桑兵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清末学生运动的研究》也是充分利用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的。1991年8月，我向夏威夷会议提交的论文《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是把重点放在社会心态的研究上。我发现，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这三代领导人中，存在着历史紧迫感和变革急性病相互伴随着出现的连续性。再进一步，就是探讨这样的社会心理产生的历史根源。领导者为了赢得群众，往往作出过高的许诺，民众则对这些许诺的实现也抱有过高的期望。这对领导者来说，便形成了强大心理压力，他们因此容易采取超越现实许可范围的急进政策。急进政策容易失败，其结果必然是领导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急速更替。而新的领导集团和意识形态，又往往给民众以更多更高的许诺，并使民众对革命和新政权的期待提到更高、更紧迫的境地。而这种无形的社会心理的压力，使新的领导者更趋向于采取超越现实的急进政策。这种带负面效应的循环反复，就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屡屡受挫的社会心理根源。我认，从这个方面研究孙中山，或许可以加深对这位领袖人物一系列言行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