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武汉经济圈——精品意识与文化武汉

        武汉是华中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武汉不仅有古代的辉煌，并且有近代的崛起。千余年来，黄鹤楼以其俊逸景观与神奇故事，吸引了多少诗人墨客，留下了多少传诵诗篇。19世纪60年代以后，汉口开埠继之以张之洞督鄂，武汉更逐渐成为中国内陆独领风骚的近代大都市，无论是在工商业发展还是在教育革新方面，不仅直追上海而且还在许多领域堪称全国楷模。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方芝加哥”的美称业已为人们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孙中山早在1897年已有将武汉作为未来新中国首都所在地之首选。多年以前，我曾在东京宫崎滔天故居阅读过当年他与孙中山会晤时的笔谈残稿。在议论革命胜利后建都问题时，孙中山明确表示：“仆常持一都四京（五大镇）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

        京（江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其后，东南绅商领袖之一汤寿潜亦曾于1910年6月在《中华新报》发表《东南铁道大计划》一文，惊呼：“人知东南所以独占优胜者，在于河流之交通。今则商业大势，由河流贸易时代，一变而为铁道贸易时代。试观年来汉口商埠日益发达，上海商埠日益退缩，即可知铁道战胜于河流之期不远矣。”可见，当时汉口的迅猛发展已对上海形成威胁。

        重提往事，温习历史是为了更为深切地了解市情，认知在新的开放改革高潮中，武汉市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上应有的地位、角色与作用。武汉不是一般的大城市，而是屹立于中国内陆中心地区的特大都市，“两江交汇，三镇鼎立”的雄伟格局，为世界各国所少见。武汉为我们提供气势磅礴的历史舞台，我们责无旁贷地理应在这里再次演出一曲酣畅淋漓的“三城记”。

        武汉在高层人才密集方面更有自己的优势。武汉的跨跃式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经过最近几年的急起直追，前景终于呈现出较大的希望。然而，我最焦虑的是当代武汉人的思想状态，必须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武汉人诚然有许多可爱之处，如包容，如豁达，如亢直，如勇于白责乃至自我嘲讽等等。但是，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武汉人染上了“差不多先生”那种老毛病：马马虎虎，不求甚好。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这个老毛病的负面作用却也是有目共睹的。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曾不断批评“中游思想”、“热干面水平”，意欲感动武汉人这个“天公”重新抖擞精神，身在中游而力争上游，即小吃也不能再满足于“过早”水平。时间已经过去近20年，人微言轻如我，纵然苦口婆心、唇干舌燥，也难以挽回这“行云流水”般的汉记颓波。说句可能很刺耳的话，连“热干面水平”也未能保持，粗制滥造得面目全非!

        现在，“大武汉”的声浪越来越高，我对“大”字却常存惶惧之心。“大”的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是人们如何才能做好“大”这个文章。如以老大自居且掉以轻心，做得不好便会成为“大而无当”，古往今来这种教训还少了吗?

        1903年清季状元张謇到日本参观学习，其重要收获之一是：“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 “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语见于《老子》六十章，原本寓意是无为而治、政不扰民，张謇却从日本庭园寸石点苔的精心布置中领悟出治国亦需如此的精意。他回到家乡后，就以这种苦心经营、精益求精的思想境界，治大生纱厂，治通海垦牧，治师范学堂，终于使僻居江北、贫穷落后的南通，一跃而成为民国时期的模范县，而且至今仍然赢得“中国近代第一城”(吴良镛院士语)的美称。所以，我认为武汉应该诚惶诚恐对待这个“大”字，千万不可以“大”而自我掏醉。对于我们这些惯于在“大而化之”境界中神游的武汉人来说，可能更需要的是精益求精的“精”字，也就是时时事事处处都应力求“于细微处见精神”。只有这样，武汉才能真正从中部崛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进入全国大城市的先进行列。

        我想，武汉市之所以提出要重振“武汉制造”雄风，其用意也正在于此。文化产品与T业产品一样，不仅需要出合乎标准的正品，更需要出领导潮流的精品。名牌出于精品，也只有精品才能占有市场，赢得利润，并且赢得经久不衰的声誉。对于企业而言，精品固然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其实对于其他各行各业，又何尝不是如此。而总起来说，对于一座城市，特别是对于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精品意识之重要更是如此。我希望，武汉市在文化强市建设纲要中提出的“全面规划、突出重点、体现特色、配套发展”的原则，能够切切实实予以贯彻。对所谓“一带”、“八区”、“八园”的建设，都应该作为一项又一项精品来抓，精雕细刻，匠心独运，把每个“带”、“区”、“园”都当作江南园林佳胜来建设，把每处景点都当作“点缀盆供”（盆景）来建设，把每处重要文化设施都当作上乘工艺佳作来苦心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