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2）

 　　三、艰难困顿的湖北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

　　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与上层相比，人数较多，其社会基础也比较广泛。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政权的联系不太密切，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上，受到帝国主义、宗法专制势力的多方面的阻挠和压制。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努力与帝国主义、宗法专制势力建立联系，以期获得“保护”，另一方面，又本能地反抗帝国主义、专制政权的压迫。因此，比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来，中下层资产阶级较富于革命性。

　　应该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诞生，并非建立在充分发展了的新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而是由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出的一个早产儿，深深地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宗法专制的胎记。贫乏的物质基础，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创办新式企业就遭到重重困难。对于这个阶级的中下层而言，这些困难比上层更多，也更加难以克服。

　　（一）资金短绌　　　　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始终为之困扰的一大难题。辛亥革命前，武汉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41家工厂中，资本在元以上的仅22家，其余的多是规模小、设备简陋、近迹于手工工场。由于资金缺乏，他们无法购进新设备，采用新技术，以扩大生产。1910年的《关册》报道：“（汉口）面粉厂今年整个说来，营业不佳。它们都只限于磨二等面，因为头等面需要比较好的粉磨，而粉磨的损耗又比较快。”[1]资金的短绌不仅使他们难于扩大资本积累，而且还经常使他们处于岌岌可危、风雨飘摇的境地。1907年11月9日的《大同报》报道：“汉口中立织布公司现因经费不足，势将停歇。”1908年，黄兰生开办的怡和兴、怡和永、怡和生三钱庄倒闭，以三怡钱庄为资本来源的汉丰面粉厂也随之困闭。[2]1911年3月4日的《民立报》更作了如下概括性的报道：“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讵自三怡倒闭后，去年源茂隆又亏倒百万，冬间源丰润又接踵倒歇，以故汉上银根异常紧迫，各业均不灵活，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为了维持生存，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只有向帝国主义、封建政权乃至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寻求资本支持。前述面临倒闭的汉口中立织布公司，就“特禀商务局请拨官款接济，或作官股，或概入官”[3]。程祖福创办的清华榨油公司因“收股尤难”、“借定各省官款暨局、所之款，计湖北五万两，江西、福建、安徽各一万两，四川二万两，汉口水电公司三万两，除常年七厘息款外，每年尚可分一分五厘之红利”[4]。武昌竟成电气公司原是年左右“上海商人以德国人资金创立者。其后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维持”[5]。1908年，金龙面粉厂亦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140000两。

　　（二）市场狭窄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必须有一定的资本积累以外，还需要有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限制，严重地阻碍着国内市场的开辟和扩大。封建主义的压迫主要来自于重税。当时湖北各地共有厘卡25处，华商运货出口“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除“照章应纳税厘外，恒多分外之需索”[6]，甚至“只鸡尺布”，“碎物零星”也决不放过。重税严重阻碍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

　　帝国主义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更给予华商沉重打击。1907年4月28日，《申报》报道说：“汉口和丰面粉公司因受洋粉排挤而亏折，不得不暂停股息”，公司经理人向股东陈诉道：“去年春夏间北地面粉滞销，市价步落，各处粉厂，存货山积，概行停机秋冬虽然销通，又值年岁荒歉，麦价奇昂，兼之洋粉价贱，以致本粉难以提倡，不无受亏。”《农工商统计表》指出：1905年-1911年，汉口常关每年洋货进口总值就在4500万两以上，以至武汉商店所陈列的，居民所服用的，“洋货占其八九，土货仅余一二”。市场的急剧缩小，使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到致命的威胁。1909年，湖北谘议局在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禁止洋商在租界以外违约经商案”指出：“通商以来，洋货畅销，华货阻滞，中国衰颓已为不可挽回之势，设再任彼族踰越防闭，遍体招揽，则民生日用所需将尽取于洋货，而华货愈无销路”[7]，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对暗淡前途的莫大忧虑。为了逃脱破产倒闭的命运，一些中小资产阶级便千方百计与帝国主义建立起联系，给自己的企业、产品挂上外国资本的牌子，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以保护自己，免受官府重税的侵害，为了产品在市场上打开销路。如汉口裕隆机器面粉厂“名义上虽为中英合办，实则全属中国民间资本”[8]。汉口和丰面粉厂名义上为英国公司，注册于香港，实际上“股主多支那人，混合二、三之英商与德商”[9]。

　　资本薄弱，市场狭窄，是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共有的致命弱点。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可以利用与帝国主义、清政府的密切联系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却不得不更多地依凭自己的气力在外国资本、宗法专制势力的夹缝中苦斗。因此，当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们很快地站到了革命派一边。辛亥武昌首义以后，汉口商团和武昌保安社的成立和行动，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主动地承担维持首义之区地方治安的任务，帮助军政府稳定局势。阳夏战争中，汉口商团又担负起后勤工作及战地救护工作，部分商团团员甚至“荷枪助战”[10]。瑞澂电告清廷“武汉军民同变”，正反映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武汉各阶层民众欢迎革命到来的热烈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