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0）(2)

　　第三，货币财富积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新的货币财富的拥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人手中的货币比较愿意转化为资本。这批人中，首先应提到的是买办。1892年，汉口洋行已达45家，甲午战争后，迅速增加到114家，辛亥革命前夕，更增至130余家。这些洋行都雇佣了中国买办。在外国资本从武汉掠取的巨额利润里，买办捞取到了可观的余沥。从1861年到1911年这五十年间武汉地区进出口贸易总值粗略估算为亿关两左右，这笔巨额财富几乎全部经过买办之手，从低估计经纪费用，以5%计算，这五十年间，汉口买办阶层共获利润达1.35亿关两之巨。所以当时汉口有些买办被人称之“百万富翁”，成为货币财富的大量拥有者。此外，辛亥革命前，武汉商业已形成著名的八大行帮，即盐行、茶行、药材行、粮食行、棉花行、油行、广福什货行、纸行及牛皮商业行等，每行多者数百家，少者亦数十家。年贸易额达九千万两以上。[17]同时，随着帝国主义商品的侵入，一些新的商业如西药行、百货行、五金行也发展起来，年贸易额逐年迅速增长。因此，虽然我们手中没有关于当时商人资本的确切统计数字，但可以估计到，当时商人也掌握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辛亥革命后，武汉各钱庄在清理往来债务时，据钱业公会估计，“总额约估平银3千万两”[19]，这在当时是个不算小的数字。由于钱庄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可以推算当时商人手中掌握着可观的货币资本。

　　商业资本（买办资本也属于这个范畴）的发展，是使货币得以大量而迅速集中的主要条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说：“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20]但是，商人资本能否转化为工业资本，还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商业资本活动范围狭窄，受到种种限制，因而商业资本往往流向土地买卖，或转为高利贷资本。而在19世纪末期，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专制政府的种种限制，已无法阻挡商人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这一历史潮流。同时，由于买办、商人和外国资本的密切接触，也使他们具有投资于近代企业的便利条件。

　　这一时期的官僚集团，也与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官僚集团有所不同。外国商品的侵蚀，“洋务”的耳濡目染，使他们深受影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财之道开始有了兴趣。其中一部分开明者跃跃欲试，开始投资于新式企业。但是，由于官僚集团本身的专制性，他们积累的大部分财富都在土地经营和奢侈生活中消耗掉，在武汉地区近代民族工业形成过程中，他们的重要性远不能与商人和买办相比。

　　一部分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僚，成为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武汉的资本家中，目前能够查明出身的有29名，出身官僚者5人，商人14人（包括3名侨商），买办6人，地主2人，作坊主2人。商人出身者占据主体。在全部企业中，商人投资创办的近代企业21个，占全部工厂数的一半以上，总之，19世纪末叶，随着商品市场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以及货币财富的积累等条件的逐步具备，武汉民族资本呱呱坠地了。

　　1895年以前，武汉尚无一家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较大的手工工场，也只有武昌的鼎升恒、谦益恒两家榨油厂，资金不过2万元，工人仅59人。甲午战争后，除上述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外，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日益高涨，筹办民族工业以拯救民族危机，成为一股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强大潮流。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武汉地区出现了民族资本创办的、采用机械生产的两家近代工厂兴商砖茶厂和美盛榨油厂，武汉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由此肇始。

　　1905-1907年是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个高潮。在日俄战争的刺激和抵制美货运动的推动下，这三年中，开办的工厂有18家，其中包括面粉、榨油、烟草、碾米、水泥、水电、机器制造等行业。重要企业既济水电公司、全国第二大机械厂“扬子机器公司”，规模仅次于上海的面粉工业，都是这一时期建立的。这一时期，官办的纱布丝麻四局招商承办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四局创办之初，曾使江汉关进口的洋布，每年减少十四万匹[21]。但在陈旧经营方式下，四局后期“积亏甚巨”，负债累累，经常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22]在招商承租后，三年内便获利150万两[23]。此后的湖北针钉厂、武昌白沙洲造纸厂、邓家湾铜矿也相继转到商人手中。此外，据当时报刊披露，在1905-1908年间，湖北各地民间兴办实业相当踊跃，下举数例：

　　“近有万君炳臣在汉阳赫山左近设立局厂，制造钢丝，以兴利源，业已禀请商务局转详鄂督立案。”[24]

　　“武昌商、学两界刘君继伯等，倡立求实织造公司，并设女工传习所，制造花布、罗布、丝布、毛巾、绒衣、绒裤、鞋袜、帽子、手套、缝衣、帐檐、枕头等物，现已订定章程，招股开办。

　　沙市富商邓君某，近纠集同志筹款二十万，创立织布厂，已于七月初旬开办。”[25]

　　“孙君钟伟等集股在鄂设一福华纸烟公司，业已禀准商务局立案。”[26]

　　“王仙舟、游戎邀集同志在武昌开办烟卷公司，以挽利权，业经勘定中和门内津水闸地方建厂开办。”[27]

　　“沙市至荆州府城御路口一带，内港甚多，商务极繁盛。近有华商陈君政齐等招集股本，购置浅水轮二艘，行驶内港，在沙市设立合利亨公司，并于沙荆等处开辟码头，备置洋棚。遵报税务司完纳关税，即日开办。”[28]

　　这些情况说明，在外国资本、专制官府的压迫和限制稍微松动的时候，民族资本便能得到较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