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创新(2)

　　第一，关于现代化的内容体系问题。现代化研究最早是由西方学者开始的，他们所提出的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是指标体系，如经济方面的工业化、政治方面的民主化、社会生活方面的都市化、文化方面的世俗化（大众化）；二是动力系统，如科学和技术革命、追求合理的精神、现代化各部门的内部运动和彼此互动；三是发展道路，先进国家主要是随着上述动力因素的增长而逐渐实现现代化，落后国家主要是通过引进和消化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协调本国的传统因素和外来的现代因素、建立强大而有现代化意识的国家政权而逐渐向现代化社会前进。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除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这些内容之外，还应该增加一些中国所特有的内容。在指标体系方面，应该增加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化），因为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只有在取得独立以后才能走上健全的现代化之路，这不仅已被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所证实，也由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证明。在动力系统方面，应该相应增加争取独立和民主的反帝、反封建、反专制斗争。在道路方面，应该增加资本主义、苏式经典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和转变过程，以及为此而进行的革命和改革。

　　第二，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是在完全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而开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因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特别复杂。这种传统因素，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国情所在，对此既不可简单地视之为对立物，予以全部抛弃，也不可笼统地称之为优越性，给予全面弘扬，而是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一般来说，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传统因素对民主化有较多的阻碍作用，基本上处于现代化的对立面。在伦理道德和民族意识方面，传统因素对社会整合和国家独立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可资借鉴的一面，如传统的“德政”和“仁、义、礼、智、信”观念，既是一种封建礼教，也对改善政治、协和人间关系、稳定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传统的“天下”意识，虽然是一种君临天下、夜郎自大的封建帝国观念，但是也由此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观念和凝聚力，成为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经济思想和经济素质方面，则存在着对现代化的“潜在适应性”，重商意识、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存在和缓慢扩大，商人和商人行帮组织的发展和变异，手工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等，成为近代以后与破门而入的外国资本主义文明对接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

　　第三，关于外因与内因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现代化，必然会受外国的影响，特别是在1949年之前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而开始和展开的，使得现代化的外因与内因关系变得特别复杂，仿效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压迫共同构成一个主要动力。如作为工业化开端的洋务运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最初的动力和模式，以后又从救亡图存出发，逐步发展到仿效和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和民主制度。基于这一史实，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大多认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也有学者称之为“传导性”现代化。笔者认为，这种特点主要反映了外国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初促动作用，因而称之为“传动性”可能更为合适。这一是因为，传导”所包含的主要是外国现代社会因素的注入及其所引起的中国人的学习和仿效，而“传动”所指的除了“传导”所包含的这一层意义之外，还指中国人因外国的民族压迫而激起的谋求自强自立的动机；二是因为，“传导”含有长期的意思，而“传动”突出初期的促动意义，当中国自己产生了现代化的意识和行动之后，外国的促动作用逐渐减少而日益转变为可资中国利用的外部资源，两者的关系也相应地从注入与仿效、压迫与应对的不正常关系，逐渐朝着引进与应用、互动与互利的正常关系转变。这就更能够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

　　第四，关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选择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使本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最快的速度和最有益的效果，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遇到过的问题。由于国的现代化既受到外部世界的多方影响，又受到内部传统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各种牵制，使得制度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成为最为重要而又长期困扰的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以缓慢而多曲折的原因，可以有多种分析，或曰科技落后，或曰资金短缺，或曰社会动乱，或曰人口过多，但是窃以为，这些原因都是次生和次要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制度和道路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虽然是一种后发的现代化，本国的社会经济基础落后，但在世界上已有许多可资利用的现代化资源，本国的现代化资源也在逐渐产生和增加，只是由于制度和道路问题长期没能全面而正确地解决，从而不能合理、有效和充分地利用国外和国内的现代化资源。

　　第五，关于改革、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开展的，使之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由此引起各种各样的改革和革命，使得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和复杂。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和革命的关系问题，有的论者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打断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有的论者把两者分离开来，认为近代中国有两个基本问题和两条发展主线，一个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另一个是要求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即笔者所说的早期现代化）。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有失偏颇，后一种观点是就整个近代史的主体构成内容而言的，并只从工业化等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建设方面来看待近代化，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和道路的问题，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考察其具有怎样的和何等程度的现代化意义?改革和革命是否到位?是否过激?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