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2)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设计其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的方案时，还特别注意把西方的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因素相结合，力求创造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度和贤明高效政府的模式。他在论述五权制度时指出：“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惜的。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他还强调在制定中国的宪法时，不仅要中西结合，而且更要注意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要达到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这两个政治革命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必须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其理由之一是，只有采用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派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坚决主张采用暴力革命，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其理由之二是，君主专制政权是决不可能进行真实的民主改革的。这首先是因为君主专制制度的本性决定其不可能进行彻底的自我改良。其次是因为实行民主制度，必然触及专制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他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最多也只能作一些枝枝节节的、欺世盗名的表面改良，以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理由之三是，要建立新政府，实现权力转移，必须先推翻旧政府。在1897年，孙中山就指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是完全不可能的。”

　　孙中山关于暴力革命的分析不仅是精辟入理的，而且是符合事实的。在孙中山领导反清革命之时，还先后发生了其他政治派别所领导和发动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它们虽然都有一定的社会支持系统，但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惟有辛亥革命因采用暴力革命手段而取得成功，既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又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制度，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造就了最为关键的条件——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

　　建立民国——现代化启动因素的整合

　　辛亥革命的直接政治成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它是按照孙中山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学说建立起来的。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因而孙中山曾自豪地说：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

　　由中华民国的成立而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仅体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理想，而且在制度层次上达到了自清末以来各种民主派别的目标整合。在甲午战争以后的清末16年中，致力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乃至开明官员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仅各行其是，而且互相争斗。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们之间虽然为争取执掌政权仍不乏斗争，但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覆没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使他们在制度建设层次上实现了追求民主政治的目标整合和行动合作。如在武昌起义以后，为讨论决定新的国家制度而成立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其成员虽然多为立宪派和旧官僚，但是他们同样认同和通过了由革命党人雷奋、马君武、王正廷起草的，确定中华民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国体和政体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从中央政府到各省政府的成员，也都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组成。就是袁世凯也在接替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前后，转向赞成共和，他在给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报中公开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其官员的构成呈现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其中有不少具有一定现代化意识和经历的人士。这种状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在辛亥革命推翻旧政权的过程中，除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支主干队伍之外，还有立宪派及新政中产生的开明官员和资产阶级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新政权时，就不能没有他们的参加，而这些人物大多具有一定的现代化意识和经历。二是新建的政权，由于力量比较弱小，需要有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财政经济方面，更需要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吸纳这方面有影响力的人士进入有关政府部门，成为势所必须之事。三是民主和选举形式的推广和存在，使一些社会精英人物有了进入政府部门的可能；四是在官员的选用和组合中，除了考虑派系和亲疏关系因素之外，也比较注意人才的素质、能力和派系搭配。

　　政府成员构成的多元化，从革命派掌握和稳固革命政权的角度来说，可谓是利弊并存。有些地方政权由于革命派没有处理好自己与其他各派的政权关系，出现了权力失落的现象，但从全局来说，从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角度来说，它使在清末的戊戌维新、新政、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中已经产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识和实践经验的精英人物有了直接掌握政权的机会，更加有利于发挥他们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应该说具有一种整合现代化精英的意义。也正是有了这种整合的意义和发挥各方作用的机会，才使民国以后的掌权者中有了一定比例的如刘揆一、张謇、蔡元培之类的具有较强现代化意识和经历的人，才使这些曾一度掌握政权的精英人物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促进了民国初年的现代化进程。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及其所缔造的中华民国，不仅提出了一个为之奋斗的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而且给民国以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民主革命运动、振兴实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带来了有利条件和新的动力因素，使民国以前已经产生和初步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诸因素得到整合和进一步发展，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条件得以基本具备，从而进入启动阶段。但是，就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进程而言，辛亥革命及其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所带来的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作用发生了异化，也就是说，随着袁世凯及其后继者逐步复辟专制统治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影响，以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导的这一早期现代化启动阶段的本意逐渐异化为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化道路选择并存的状态，而且道路选择日益成为发展进程的主导方面，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阶段的一个独特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