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有关现代化的理论认为，现代化启动阶段的条件是：政权已掌握在希望发展现代经济的集团手中；社会制度变革的要求和实践更加剧烈；作为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坚力量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社会资金有了一定的积累；工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开始从主要是农村的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向主要是城市的工业文明生活方式转变。以此而论，洋务运动以后，特别是清末十余年间发生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这四次政治变革运动及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都具有一定的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客观意义和资源积累，但前三次政治变革的启动意义都是不完整的，实行方法都是软弱乏力的，最终结果都是不成功的；只有辛亥革命才实现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辛亥革命有一个为之奋斗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纲领——三民主义，选择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暴力革命，形成了广泛的启动早期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社会支持系统，建立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变革和领导权力转移的机制——民国政体。

　　三民主义——早期现代化的纲领

　　孙中山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领导、动员革命派和人民群众进行反清革命的最高纲领，它内涵着争取民族独立、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追求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容，体现了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派进行革命斗争具有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意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又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而逐渐酝酿形成的。早在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已经带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涵义。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他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这表明，孙中山是在考察和总结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而提出三民主义的，并确认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和有效措施。因此，在受列强侵略而贫穷落后的中国，欲图国家富强，就必须以此三民主义行之。他指出：“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三民主义内涵着中国早期现代化（1949年之前）目标所包涵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工业化这三项内容。首先，民族主义包涵了反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用意。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虽然较多地强调了反对和推翻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但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拯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其次，民权主义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还设计了民权主义的具体实现形式，即通过平民革命建立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第三，民生主义包涵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策略。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在阐述民生主义时，直接谈论的是“平均地权”问题，但也从深层次上谈到经济发展问题。而且就平均地权的本身涵义而言，它所要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是在工业有了较大发展之后，因而也就包含着发展工业的问题。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归国途中多次强调新政府要振兴中国之实业。

　　由此可见，三民主义包涵了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化和工业化而奋斗的现代化内容体系，而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和计划措施，称得上是一个基本完整的现代化发展纲领。这是当时的其他各个政治派别所没有的，从而使之具有了其他派别所不具有的现代化启动意义。

　　暴力革命——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的必由之路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政治革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二是建立一个贤明高效的政府，使国家权力从封建官僚手中转移到现代精英集团手上，也就是实现现代化启动所必备的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这就决定了他们只有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对于制度变革，孙中山在领导革命之时就有过详细的设计。如关于民国政权的建构，他于1906年就提出：“希望在中国实现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对于制度变革的实行过程，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

　　对于权力转移，孙中山也同样极为重视。他说：只有“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才能“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在强调建立五权制度的必要性时，他指出所以要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之外再加上考选权和纠察权，就是为了保证有一个贤明高效的政府。实行考选制度，是“因为要通过考试制度来挑选国家人才，我希望能根据这种办法，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实行纠察制度，是因为“除了要监督议会外，还要专门监督国家政治，以纠正其所犯错误，并解决今天共和政治的不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