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兵文化”与“新四民”观的历史考量(2)

　　比较中西社会历史文化差异，我们不难发现：“封建制度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别来自对武士阶级的组织方式和经济支助方式的不同”。lu例如“西欧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它的土地关系，一切法制，以及它的文明，单单生产力是不足以解释它的，形成这种制度的直接根据是兵制；生产力因素，通过兵制而起作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插入一个中介———兵制，通过兵制解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将兵制作为决定社会制度的“直接根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继严复“新四民”说之后，关于兵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新论此起彼伏，影响较大者，当数著名维新志士梁启超。梁启超以他对中国积弱之源的深邃思考，提出再造兵魂、重铸国魂的历史性课题，并且主张近代社会结构应当有“兵”一席之地，他根据近代西方社会的角色架构得出结论：“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所谓“士农工商兵”的“五民”理论，多少有些中西合壁的意蕴。梁启超鼓吹兵魂为国魂之本，呼唤武士精神和武士文明的回归，建构有“兵”的社会文化，无异于申明中国社会“无兵”的文化特征。不过，身居士林的梁启超主张士为“五民”之首，他的“五民”理论既是对传统四民观的扬弃，也是对严复“新四民”译介的修正。按照严、梁二氏的理论，社会结构“有兵”还是“无兵”乃是划分传统与近代的重要标识之一，这种新的社会变迁理论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同频共振”，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晚清兵制改革与近代军人地位的崛起，军事近代化的先导意义和尚武思潮的盛行，以及新军在推翻封建帝制中的决定作用，似乎都在为“兵”的合理定位推波助澜，直至把“兵”推上社会主干的中心位置。从社会变迁的层面看，历来作为“政治人”的“兵”走出“政治上层领域”而与“民间社会”相结合，乃是还“兵”以“社会人”角色的客观要求，这种角色定位的变化势必引起传统社会的裂变和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调整。

　　三

　　晚清社会“武化”之风频吹，文化人从军行伍有如过江之鲫，当兵成为社会新时尚，“文化”中国的传统及四民社会架构面临严峻挑战。“士”在中国传统社会居于中心地位，士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角色转变，对整个社会和政制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考察“士”的蜕变，仿佛构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发展过程。商周时代“士”的原始含义本为武士，作战乘车骑马，属低级军事贵族。士不仅是作战的主力，而且也是四民社会的中坚。后来步卒取代甲（骑）士成为战斗主力，武士兵制瓦解，士的分化在所难免。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蜕变，武士沉沦江湖流为“侠”，文士进踞庙堂尊为“儒”，伴随儒术“独尊”地位的确立，文士亦取得四民之首的资格。道分文武，士分儒侠，各有趋赴，惟独那些效命疆场的“兵”没有相应的归宿。轻装执锐的步兵虽然将高居战车之上的贵族甲士赶出战争舞台，但却未能因此取代贵族甲士在四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受其影响，原先作为文化精英的武士阶层四分五裂，进而导致整个文化的裂变。起而代之的儒教士林文化把兵抛向社会边缘，曾经为这场社会剧变立下汗马功劳的“兵”因此沦为四民社会遗弃的角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评论古代中国武士与文士的蜕变时指出：这种“老瓶装新酒”式的变革“非常巧妙”———沿袭“士”的称呼而改变“士”的内涵，“使儒家学派的哲学家和以出身为基础的狭隘的旧军事贵族割断了联系”，贵族武士的消亡和文人官僚的崛起，堪称经历了一场“重要的社会政治革命”。历史的天平无可挽回地倒向文人士子一边，尚柔反力鄙武的“阴性”文化主导世风，陶冶出懦弱苟且麻木冷漠的臣民性格。国人在让渡军事义务的同时，也丧失了参与国事的权利。依据文化对称守衡理论，社会文化张力在某一方面的凸现膨胀，必以其对称方面的萎缩凹陷为代价。传统文化中尚武尚力精神的萎缩与阳刚气质的凋谢，同泛滥成灾的阴柔文化形成强烈反差，这种“一边倒”的畸形文化走向，破坏了文化生态的平衡，终将遭到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报复。

　　追溯历史变迁的轨迹不难看出，严复的“新四民”观决非一般意义上的西书译介，而是针对近代文化重建和社会结构调适得出的真知灼见。事实诚如严译《社会通诠》所言：“学者欲求近世国家社会之原，舍兵事之演进，则乌从而求之？”审视近代兵事演进与文化转型和社会变迁，有助于全面认识兵的角色凸现。近世意义的“兵”乃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国民化身，其与臣民社会向国民社会的历史性转折相得益彰，并对政治文化层面的重新整合产生重大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首先面临的强大挑战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兵战的冲击和战败的屈辱，导致社会重心的倾斜，整军经武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这种以军事压力为特征的“现代性挑战”，构成后发展国家军人角色凸现的必要条件。随着兵制改革和军事近代化的发展，军事主义和军事权威逐渐膨胀，传统四民社会和“无兵文化”的基础开始坍塌，甚至削弱到无法为四民社会和八股士人提供有效支撑的程度。当社会转型进入“现代化领导阶层的巩固”阶段，士的领导角色难以为继，旧的权威基础土崩瓦解，新的权威基础十分脆弱，兵乘机取而代之。军事权威的“强制替代”对于填补权威真空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就为兵走上社会政治大舞台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严复的“新四民”观开启了认知近代社会结构调整和文化重建的新思路，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印证了严氏的深刻论见。“兵”的角色凸现，促使传统文化观念和民众心理定势发生重大转变，从而为“兵”与四民社会秩序的整合扫清了道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由于军人社会角色的变化，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改观，“在原有的儒生———农民———手艺人———商人范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清代通史》作者萧一山通过分析军事近代化与军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状况后亦得出结论：“士农工商斯为四民，乃吾国数千年以来职业分类，自清季编练新军，而行伍之官兵，始与士农工商齐称焉。”

　　注释：

　　①雷海宗，林同济.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长沙：岳麓书社，1989.94.

　　②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1.238.

　　③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C].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329.

　　④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8.53.

　　⑤夏燮.中西记事[M].96.

　　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52.

　　⑦顾准文集[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298.306

　　⑧[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65.

　　⑨社会通诠[M].译者序.

　　⑩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