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兵文化”与“新四民”观的历史考量

　　一

　　近代以来，“兵”堪称最受社会瞩目的群体之一。自鸦片战争以降，“兵战”迭遭惨败，清廷百万大军非但与英法列强不堪一战，就连与“蕞尔小邦”日本交手也是一败涂地。无情的现实促使国人进行深刻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弊端的渊薮何在？从器物层面的武器装备到制度层面的军事体制，再到文化心态层面的军人精神，问题的根源渐渐浮出水面：兵无灵魂，国无灵魂，实为典型的“无兵文化”之国！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坦言：中国有兵之形而无兵之神，有兵之人而无兵之魂，无魂之兵，犹如无兵。美其名曰“国之干城”的兵竟然没有灵魂，没有文化，甚至连起码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也没有，这种扭曲的状况乃是传统文化偏至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著名人士雷海宗仔细“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亦得出结论：传统文化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故称之为“无兵的文化”。①

　　中国传统社会缘何有兵而呈“无兵的文化”景观？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传统的“四民”理念和“四民”结构未能顺应兵制的变革，对武士蜕变后出现的兵缺乏恰当定位。权利义务型的武士兵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生存依附型的皇粮兵制，兵与四民分离，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兵为业”的社会群体，兵的来源不再是“士”，甚至也不再是农、工、商中的“良民”，当兵不是权利义务而是谋生手段，操兵业只为吃皇粮，“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兵之子恒为兵”，兵业具有世袭化的特征。此类“军人”非国民组成，缺乏军人意识，没有军人荣誉，与其说是兵不如说是民更为合适。当年康有为考察中西社会“兵”的构成与“兵”的社会属性差异而得出结论：西方国家“以民为兵”，中国则是“以兵为民”②，言简意赅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中国传统社会所谓的“兵”事实上是“以兵为业的民”。兵之为民的社会存在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僵化凝固的“四民”理念却对之采取了排拒的立场。正如梁漱溟所说：“所谓无兵者，不是没有兵，是指在此社会中无其确当安排之谓。”③这种无兵的社会格局与“阴盛阳衰”的主流文化相映成趣，折射出秦汉之际社会变迁的畸形走向。钱穆认为，中国自秦汉以下遂成“士农工商兵的新社会”④，将兵与士农工商齐称并列，似有“拔高”之虞。不过，钱氏把兵纳入民的社会，倒是值得学者注意的问题。

　　古代中国从兵农相混、文武不分走向兵农强制分工、文武分途，逐渐形成了四民与兵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文献通考·兵四》中的一段分析十分透彻：以兵为业者多“出于招募，于是兵与民始为二矣。民与兵为二，于是兵之多寡，不关于国之盛衰，国之存亡不关于民之叛服。募兵之数日多，养兵之数日浩，而败亡之型反基于此。”兵民阻隔，交相为病，其结果则是“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即兵亦不自知其为兵。”⑤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兵居然连自己的社会角色都不甚了了，实在是传统四民社会的一大悲哀。雷海宗说“中国兵制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士经过“老瓶装新酒”式的蜕变，不仅改变了兵的定位，而且掏空了兵的灵魂，造成“神”、“形”两伤的“无兵文化”。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血火交织的历史，扮演战争主角的“兵”无疑是演绎文明轨迹的一个上佳缩影。透过血腥的画面和战场的硝烟，审视潜藏历史深处的动因，乃是细化历史研究的要求。文明的人类总是把最先进的技术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军事技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变化，或者战争样式的稍许改动，就有可能导致一系列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甚至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产生影响。顾准所译林恩·怀德《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革》一书认为，由于马镫在战争中的使用，使马上的白刃战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战斗方式。在中世纪的欧洲（以法兰克王国为代表），封建阶级以这种特殊方式作战，并且由此产生了骑士和骑士文明。骑士文明和骑士精神对法兰克、西欧、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文化演进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千年之间，沧桑巨变，这个“出生于8世纪新军事120技术的胎痣”⑦却始终挥之不去。一只马镫创造了一种文明，这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但是它在西欧引起军事———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影响，毕竟是不争的事实。

　　相比之下，东方的中国却没有这种幸运，尽管马镫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装备骑兵，可是骑士制度和骑士文明并未在华夏大地开花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由于文化解读的差异导致了“兵”在中西社会两种境遇迥异的角色定位，进而构成中西两种文化的明显反差。严氏着眼于兵制与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内在联系所提出的“新四民”观，则是基于历史考量与文化重建的结果，所以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将有助于认识近代社会结构的变迁。

　　二

　　近代以来，较早把“兵”从政治范畴导入社会范畴并加以论说者，乃军人出身的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1904年翻译出版英人甄克思的《A History of Politics》一书时，严复将书名译为《社会通诠》，堪称匠心独具。严氏翻译奉“信”、“达”、“雅”为圭臬，深谙原著思想，倘若直译，恐怕就不会取这个书名。夏曾佑在序言中称：“其书胪殊俗之制，以证社会之原理”，⑧足见译著的良苦用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在译介西学的同时，创造性地诠释了新的“四民”概念：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方其为图腾也，其民渔猎，至于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间，其相嬗而转变者以游牧。最后由宗法以进于国家，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独至国家，而后兵、农、工、商四者之民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克灭。⑨

　　严复翻译多采意译，所谓国家社会兵、农、工、商四民之说，原著似未论及，只不过是严氏阐幽发微，以国人熟知的四民观来理解近代国家及其社会结构。这种蕴含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理念的见解，适宜国情，亦有创意。虽然“兵”在不同国度和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所扮演的角色大相径庭，但其作为暴力统治机器的主体和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始终是无法隐匿的事实。中国传统社会兵与民分，前者忝属“官府”，后者干系“社会”，兵民分治，各行其是，各得其所，看似意美法良，然而在一个以四民理念为主流的社会，这种格局却使兵处于主流文化之外，陷于边缘人的尴尬境地。

　　以严复的学问功底和职业经历，理当对士与兵在四民社会中的地位作用有深刻认识，按严氏“译者序”推论，如果说士为四民之首是维系传统社会秩序的要件，那么，兵为四民之首则是支撑近代国家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把国家社会视同军国社会，将二者相提并论，旨在把握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和内涵。严复识见精当与否姑且不论，但若以之观照晚清时期士与兵的角色错位，以及清末民初“军焰熏天”、武人横行的社会情景，“新四民说”的微言大义着实发人深思。把“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四民”结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相比较，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寓意却相去甚远。它不仅仅是文人士子与武夫兵卒的角色置换，而且也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和走向。严复把兵界定在“民”的范畴，理当不是随意之举，兵为核心的“新四民说”在急剧变革的晚清之际出现并引起社会关注，着实有其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