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媒与美国的对华政策(2)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一些基本事实来看看媒介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多大的影响。克林顿上台前的对华政策主张与目前媒介的负面看法最相吻合。当时他极力抨击布什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政策。然而，他上台以后又逐步推行同中国的“全面接触”政策。虽然，在他上任后中美之间在台湾、人权和经贸等问题上有过尖锐的斗争，但克林顿先是于1994年宣布把最惠国待遇问题同人权问题脱钩，后又于1996年派副总统戈尔访问中国，继而同意两国首脑进行互访。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2月的国策报告中指出：“为了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理想，我们必须寻求同中国进行更深入的对话。一个孤立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个在世界上发挥适当作用的中国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中国保持接触是对付我们共同的挑战的最好的方法，如结束核试验，也是坦诚地处理我们的根本性差异的最好的方法，如人权。”美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也持同样的立场。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批评“遏制”中国的主张。她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说中说：“遏制政策会使我们的亚洲盟友发生分裂，并促使中国退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一个团结而不是分裂的亚洲，一个不威胁他人也不被他人威胁的中国才符合我们的利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作为美国军人，在访问中国时也谈到：“在信息时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与你们的安全和繁荣是密不可分的。”财政部长在人民大学讲演中指出：同中国结成“强劲的关系对全球的繁荣和稳定是绝对必要的。”

　　总之，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是积极的。反对党共和党中虽然很多人，包括其领导人，担任众议院议长的金里奇，都批评现行的对华政策，但并非人人都反对同中国发展正常的关系。金里奇就曾应邀访问中国，并且指出：其目的是增进“友好合作关系”，两国需要通过直率的对话来建设“稳定持久的关系”。就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他一直强调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正因为美国朝野众多政治家的努力，中国江泽民主席1997年11月访美取得成功。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三

　　媒介并不能支配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美国经济界不断致力于扩大同中国的往来；二是美国的思想库普遍主张同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几乎都同中国建立了合作关系。老的如波音公司和福特公司，新的如微软公司。最近，惠普公司甚至在北京购买办公楼，作长期发展的准备。中美贸易不断增长，1996年达到635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11位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2.21万个，协议投资额356.9亿美元，实际投资额136.8亿美元。美国是在华的最大外国投资者。这些美国公司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努力坚持要求政府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现在又要求取消一年一审议的作法。作为代表美国公司在华利益的美中商会，其主席凯普经常到国会就两国经贸关系作证。譬如1996年9月19日他在众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强调：“美中贸易带来的利益如今已延伸到我们国家的各个角落，它表现为成千上万的工作，增强的竞争力和买得起的消费品。”他批评每年审议最惠国待遇的作法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副作用，是方向性错误”。他还呼吁：“支持我们商会的那些在国际上活跃的公司都期待着中国加入WTO。”为此，他要求：“在争取更加合作的美中关系方面，全面推进的最大希望在于逐件处理不相关的、可分开的问题。”

　　这两年美国一些研究机构发表了关于对华政策的研究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项目的参加者人数众多，不仅包括著名学者和思想库的领导人，而且包括政府人士，以及国防部、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官员和国会议员助理，商界人士，甚至还有记者，人权组织的成员等等。这些报告普遍建议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建议“两国应尽早开始基于现实的议事日程定期举行首脑和内阁级的对话”，“努力地去明确美国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并决定如何加强这些利益，找出美中两国之间的问题和争议，并决定如何处理或解决它们。”1996年11月份，美国国民大会也发表了一份题为《21世纪的中美关系：培育合作，避免冲突》的研究报告，其主旨是“共建未来，发展合作，缩小分歧”。它建议在中国问题上，“最首要任务应该是建立一个新的、全面的和更加相互信任的关系”，甚至具体提出在1997年上半年邀请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进行首脑会谈。1997年7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又发表了另一份报告，题为《塑造美中关系——长期战略》，指出“在未来几年里，对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同中国的关系更重要。”在“安全、经济关系和发展法制”方面进行合作是首要任务，并进一步寻求最可能取得成果的合作领域：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环境保护、节约能源、改善中国的金融财政体制等。这些严谨全面的研究报告，由于其参与者来自方方面面，加上参与者个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势必对决策产生作用。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江主席访美时期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到，这些报告的许多主张都已体现在声明中。

　　另外，虽然美国媒介作了大量负面报道，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报道。如对前述《旗帜周刊》的一篇文章，《华盛顿邮报》曾刊登另一篇文章进行反驳。该文在结尾处引用了胡佛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说：“我们在许多方面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希望她的人民幸福和平，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和处理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带来的危险。”又比如美国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思（共和党）在国会讨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的前夕，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所谓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就是“正常的贸易关系”，并举例作出详细的解释，欲使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能搞懂这个问题，即美国并没有给予中国任何特殊的优惠待遇。

　　《华盛顿邮报》在1997年1月12日的一篇“再论中国与人权”社论中，把维护中国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说成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当务之急，甚至建议美国国务卿对中国采取“有效的威胁”。不久，报纸刊登了一位读者来信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目标是维持亚洲的战略稳定，没有中国的合作无法实现这个目的。事实上，鉴于美国与中国有大量共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在如今这个冷战后的时期里，显然没有其他双边关系比这个对华盛顿来说更重要了。”作者在信中还列举了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代表对政策的辩论和乡镇的选举等改革措施。最近另一篇文章批评说，美国一再试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通过谴责中国人权保护记录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其结果“不是北京，而是华盛顿遭到孤立”。它认为，美国本身也存在人权保护方面的问题；应该同中国对话，推动中国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