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军事化略议(2)

　　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也是一个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只不过位居四民之首的“士”是武士而非文士。历史上带刀的武士与农民的分离，不仅是日本封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也对日本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的武士道与中国古典的圣人风范相去甚远，同欧洲的骑士精神却有形神相似之处。日本的这种社会特质为把新生的商业集团溶入社会政制之中提供了必要条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农民迅速摆脱封建关系的羁绊，掌握社会变革命运的下级武士和商业资产阶级携手联姻，使跨入资本主义门槛的日本社会染上了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在近代日本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富国强兵与殖产兴业交相互动，把刀剑换成算盘的武士向资产阶级的转化，促成了“军财抱合”的社会政治格局。虽然近代日本是一个十足的“军国社会”，但主导社会的军人与财阀之间业已形成的密切关系，避免了社会军事化对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破坏。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商处末位，商人的社会地位卑微，崇儒贱商的价值取向，阻碍了商人势力和工商文明的发展，商民虽在四民之列，但却难于与其他三民建立协调互补的良性共生关系。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社会，“教民耕战”是专制王朝的基本要求，兵业虽贱，但武力仍是国运所倚；兵与民分，兵与农的深厚联系却难以割裂。加之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决定了兵可以与农本社会共生，商则未必能有宽松和谐的生存发展条件。中国传统社会兵商关系甚是冷漠，养兵、用兵往往也是病商、毁商的直接原因。晚清以来，四民社会逐渐解体，近代军人取代传统士人而为五民社会的领导角色，但贱商病商依旧如故。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的影响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使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真正上升为自主性的阶级，辛亥革命的失败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专制皇权崩溃以后，主宰中国社会的军绅政权既不代表资产阶级更不代表农民阶级，因此军事强制的内向性作用势必恶化近代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军事化的农本社会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某种本能的憎恶和抵制，为维护军事强制下的社会秩序，派系化的军人集团大都可以毫不怜惜地摧残社会发展的经济根基。

　　中国近代的军事与近代工商社会转型缺乏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甘附骥尾的商民遭军阀政权和“暴力革命”的掠夺挤压也就在所难免。以城市为中心的军人政权追求的只是独断与专制而不是拥抱市民社会，因此，社会军事化和政治军事化并未消弭尖锐的社会矛盾，而是打造了一个内乱频繁的军阀时代。情势诚如时人所言：“民国（成立）二十二年，无岁不战，每一次内战爆发，民族企业即无不遭受直接之打击，工厂之摧毁，交通之破坏，与军阀种种之借端故意留难，无不足以摧毁民族企业之根基。”[6]当年江浙资产阶级积极出钱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寄希望从国民党新军阀政权那里获得好处，但后来蒋记军阀政府的敲诈勒索与巧取豪夺令他们大失所望，甚至像上海总商会会长傅宗耀、“面粉大王”荣宗敬等一批曾经资助蒋介石上台的江浙财界头面人物也难逃厄运。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民族工商业的困难处境说明，处于政治依附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的军事强制之下不可能求得自身的顺利发展，而缺乏近代化主导阶级支持的国民党亦不可能仅靠军事强制来实现社会整合。

　　三

　　传统农本社会以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组织形态，在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和维系城乡社会关系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与僵化凝固的专制政体和停滞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却不能满足近代社会转型和近代化发展的需求。因此，当近代军人、近代工商业者和工业无产阶级等新兴社群纷纷崛起之后，四民社会秩序的解体和重构势在必行。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势力中，专业化、集团化的近代军人属于最具挑战性的角色之一，近代社会转型的潮流把军人角色从边缘推向中心，兵在军事化社会中处于中间主干的特殊位置。军人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得益于军事近代化的先导地位和军人集团所拥有的社会政治资源——军事权威。军事权威在无序化社会政治博奕中的决定性作用，军事组织一元化的科层制结构，以及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态，成为近代社会转型初期的显著特征。但是，军事强制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发展状况，兵与士农工商的社会整合也取决于兵与民之间的认同程度。鉴于社会转型的渐进性和政治动员的阶段性，士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整合也呈现出渐变递进的历史特点。

　　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为“中间社会”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传统社会低分化的角色结构未能造就一个自主性的中产阶级，而是通过传统士人与近代军人的角色错动来适应社会情势的需要。近代化的新军使军人地位迅速崛起，新的社会权势中心促成了社会政治共同体的重大调整。辛亥革命以后，专制王权的瓦解造成了社会政治权威的真空，但辛亥革命有限的社会政治动员和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秩序革命并未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进踞社会上层的军人与士绅成了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站在他们身后的则是地主买办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军阀政治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阻碍和破坏，加上帝国主义掠夺瓜分中国的明争暗斗与派系化的军阀混战，使整个社会陷于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伴随社会军事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制衡机制逐渐被军事权威主义所取代，军事社会控制进一步瓦解。

　　社会秩序的混乱状况使军人势力乘虚而入，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领域都能感受到来自军界的影响，军人角色在社会政治参与中无孔不入的表现，同传统的文治精神和民间社会关系发生了严重背离。由于军事权威加大了社会流动的军事化趋势，使军队在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扩大，这种情况也为军人介入民间事务提供了条件。虽然民初的社会整合试图依靠传统的力量限制军人势力的普遍参与，但社会化的军人角色和军事组织社会政治功能的急剧膨胀，使这种努力未能获得成功。显而易见，走出军事化社会困境的出路只能是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军事动员，在军事领域进行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