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社会趋动变迁刍议(3)

　　三

　　晚清之际的社会剧变，使以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秩序变得支离破碎。社会结构的裂变与社会重心的失落，加剧了士阶层的分化，特别是科举制的废除和社会流动的改变，切断了士阶层的社会来源，“士”从传统的中心地位滑向边缘，而原先处于边缘位置的其他社会群体则乘机进踞社会主干。在晚清社会结构的转换中，“士”与“兵”的角色错动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一体化。因此，道统与政统的一体化，与传统社会的重心所寄关系密切。士之所以为四民之首，也正在于士阶层兼具道统和政统的特殊地位。一方面，文人化的士“口含天宪，笔注经典”，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另一方面，士人又是传统文官科层制的主要来源和皇权政治的重要支柱，士属于民却以官为皈依。同时，士与在野官僚——缙绅息息相通，在官民对峙中扮演特殊角色。士阶层所具有的“两通”（士仕相通和通官民之情）社会政治功能，使其得以立足社会主干中心。而士人实现“两通”最重要的依托，是科举制度。科举制的废除与社会流动趋向的改变，对士阶层无异于釜底抽薪。斯正如严复所言：废科举、兴学堂，“此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38】

　　废科举之后，士的存在遂成一个历史范畴，而“1905年后学堂激增，不仅具备了直接吸收士群主干的容积（散入其他群体的差额与学生中的幼童数相抵），而且阻断了它继续增补扩大的可能，使之自然消亡。官民联系环节脱钩，传统社会的牢固结构出现断裂，社会纵向流动性降低而对立增强。”【39】士阶层裂变后，形成了两个知识分子社群，一个是新士绅（即所谓的“绅界”），另一个是学生（即所谓的“学界”）。新士绅直接由传统士绅蜕变而来，这些科举制培养的最后一批“遗士”，实际上是传统与近代社会之间的边际过渡阶层；而学生则是士阶层裂变后最具代表性的社群，“学”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集合性角色称谓，逐渐为社会所认同。由“士”到“学”的转化，大大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士”的消失意味着四民社会已不复成立。学人不能担当沟通官民的角色，致使“学”与农工商三者皆成疏离之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两通”社会政治功能的知识分子变为“自由浮动”的新社群亦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与传统的“士”相比较，清末民国初的学、绅两界均已难称四民之首，尽管学与绅都大致认同于士的社会角色，并希望承袭传统士阶层的社会责任。但因其“两通”社会政治功能的丧失，结果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社会流动的变化，使平民化的学界和消亡中的绅界，都不可能独立担当起社会核心的角色。林白水甚至称读书人是“中国最不中用的人”【40】，言辞虽有偏颇，但却是士人角色变异的真实反映。

　　反观清末民国初的“兵”则是另一种情形。社会流动的“武化”特征表明：“在中国社会中，军队的主要职能，是为想改进自己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人提供选择的机会。”【41】这也是中西军事社会功能的一个显著区别。“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传统社会把“兵”视为“准贱业”，因此，行伍出仕这条民官相接之路并不为四民社会所认同。“兵”在传统社会找不到恰当位置，“向着社会走”的儒家主流文化精神和传统教育体制又促成了武人地位边缘化，在兵民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中，“兵”与士农工商缺乏有机联系，更谈不上进入社会核心并充当社会楷模。近世社会变革，使这一切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西学东渐与近代社会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使数千年来“向着社会走”的文化精神逆转为“向着国家走”【42】，“社会既日进于国家，而军国之势日重。”【43】当儒家主流文化为核心的“道统”逐渐失势之际，以近代兵学为先导的西方新学却成了清末“趋新主义”刻意追逐的目标。思想权势的转移恰如康有为所言：“以尚武为修文，实新世之新义也。”【44】强国御侮与尚武爱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使近代军人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科举与行伍的消长，使“兵”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大为提高。当行伍从军不再受人歧视，军人不再被等级社会列为最低层次时，一个社会权势转换的新纪元便随之来临。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兵（近代军人）进踞社会中心，堪称当时社会的一大景观。

　　伴随清末社会变迁而进入社会中心的“兵”，试图充当社会领导角色，其他新兴社群也企盼入主社会权势中心。在道统与政统已经两分，新的权威中心尚得确立的情况下，“载道以行”的近代军人携西方新学的政教义理和军事权威，在社会权势的争夺显然具备不少优势。同时，社会流动的变迁和新兵役制的实施，使“兵”的社会属性产生变化。军人社会成份的广泛性，密切了士农工商与兵的关系，当士阶层从权势中心隐退之后，近代军人的进取替代因社会需求而成必然之势。再说士与兵在历史上本来就有“亲缘”关系，从古代武士与文士的蜕变，到近代军人重返士流，说明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因此，士与兵的角色错动及相互间的对流质换，实为清末一种颇有意义的社会现象。在社会流动转变方式的背景之下，大量士人摇身一变而为军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军绅”、“军学”双重人格，便是士与兵社会互动与角色错位的具体表现。士人（知识分子）向军事社会的流动，反证了自身地位的边缘化。事实上，清末的“兵”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士”的社会政治功能，从军行伍在社会流动中日愈重要的地位，推动了军人向社会主干中心的位移。

　　文武之道，一弛一张，清末社会趋动的变迁及其对士与兵社会角色的影响，反映出社会转型“用进废退”的客观现实。不言而喻，军人社会角色的大变动，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近世文武地位的此消彼长，使军人角色地位日愈凸显，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军人虽然进踞社会主干，但传统士人和其他新兴社群仍然是一些相当强大的制衡力量，特别是近代学生群体的崛起，使之成为与近代军人并驾齐驱的社会势力，正是由于这些制衡因素的存在，才使得清末民国初的社会权势中心表现为多头并列的复杂局面。

　　注：

　　①③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659—662页。

　　②姚永森：《刘铭传传》，第67页。

　　④【44】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54、623页。

　　⑤⑥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21页。

　　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第346—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