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社会趋动变迁刍议(2)

　　二

　　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停科举而兴学堂，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对于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趋动方式所造成的影响无论怎么估计也许都不为过分。

　　美国学者柯白在评介这一事件对社会趋动的影响时写道：“辛亥革命前十年的维新，最重要的事态发展莫过于维持社会传统的决定因素受到破坏，取得各种显赫头衔、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常规途径受到改良。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极为重要，因为从此切断了传统教育同做官发迹之间的纽带。”【17】科举制度虽然废除了，但是社会却不能没有趋动进身的途径，否则就会因个人进阶的阻塞而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清政府原拟用新式学堂替代科举制，殊不知两者难以楔合。近代新学教育与封建官吏生成机制终究不是一码事，因此，在新学机制和新的进身途径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唯一能有效替代的现成方式就是行伍从军。

　　清末编练近代化的新军以及近代兵学教育的优先发展，使“一种新的社会地位和通向这种地位的途径也应运而生。”【18】社会既然已经断绝科举入仕之路，“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19】事实上，清末科举与行伍的消长及其引起的社会流动趋向的变更，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是比较典型的“官本位”社会，能否实现由民到官的质换，是衡量社会流动功能的关键所在。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中，能够沟通民官之路的社会趋动途径，除了科举入仕就是行伍入仕。清末社会政治衰败，经济发展迟缓，人口压力过重，僧多粥少的严峻事实，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人群向上层社会流动的负荷，在科举废除的情况下，行伍出仕对维系民与官的社会沟通更显得重要。

　　社会趋动向行伍倾斜，与社会军事化相得益彰。“在20世纪，中国军队组织阶梯不仅代表职业地位，而且与尊敬、财产、政治权力相关联。这些事实使军队的升迁比别的职业具有更大的价值。”【20】在清末以及民国以后相当一个时期内，行伍从军成为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这种局面直到1949年以后才有了真正的改变。【21】

　　“末世书生贱”，科举制被废除之后，读书人普遍感觉没了“戴顶子的命”【22】，如果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的学子士人还甘心“埋首书城，磨穿铁砚”的话，那么在此之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却是已经完全改变，弃文习武的新风气开始弥漫全国。【23】科举制的废除，促使“投笔从戎”在当时成为一种新时尚。“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24】当年黄兴所题的这首《笔铭》颇能代表相当一部分青年学子的心态。据1912年6月“湖北革命实录馆”收集的武昌起义人员原始档案资料反映，在一百多位“首义人物”中，属于“投笔从戎”一类的就占半数左右。【25】如湖北沔阳的高维藩，“自顾一介书生，恐有志不能竟成，乃翻然变计，投笔从戎。”罗振东，襄阳道师范毕业，“愤学界文弱，弃襄游鄂，投混成协马队。”黄陂人陈庆章，“本口占哔儒生，毫无建树。自知毛锥不足有为，非投军从戎”不能遂愿，乃焚儒冠而服戎装。黄冈籍的陈佐黄，尝谓“处今尚武时代，非弃焚笔砚，列戎行，万不能建功立业，留芳千克也”，于是，弃文就武，投营当兵。

　　“士习为民风之本”，官宦子弟、学人士子以从军为进身之途，商家贾人也“弃贾投军，思由此进身，以酬生平之志。”【26】例如商人家庭出身的熊秉坤先是废学经商，“后见新军起，军学兴，意谓欲图上进，非厕身军界不可。于是，改业从戎。”【27】至于普通农家子弟入伍当兵自然是以为幸事。在清末社会普遍贫困化的背景下，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没有理由拒绝从军行伍这种谋生与晋身兼具的选择。据李宗仁回忆，当他这个乡下的农家子弟考入陆军小学，见到那些“穿着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和长统皮靴，腰间更挂上一柄闪闪发光的指挥刀，因而走起路来威风凛凛，神气十足”的军官时，不禁“羡慕万分”，“能进入陆小，已觉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或队长，平生之愿已足。”【31】行伍从军“吹糠见米”的进身捷径，以及新军作为国民表率的示范效应，造成一种“军人至上”的社会氛围。【29】行伍入仕的向上流动功能，使近代军人职业成为一种“新的崇拜”。儒生士子纷纷焚笔毁砚而改学“万人敌”，行伍入仕作为一种替代科举的社会流动方式逐渐为社会所认同。

　　清末十年，入营当兵者有如过江之鲫，甚至有人以不能当兵为终身憾事。例如湖北“潜江名下士”万某曾在其绝命书中给两个儿子留下遗言：“我所最爱者陆、海军，若能当军人，即是吾家肖子。”【30】著名艺术家欧阳予倩当年留学日本，“满心想学陆军，最羡慕的是日本兵裤子上那条红线。”为了使自己“不像兵也要像警察”，他竟让裁缝在裤子上加一条白线。后来因眼睛近视终未能圆军人梦。于是有人劝他“学军医，便也可充准军人。”【32】当然，在那些“不事科举”而投营“当一小兵”的人群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人是出于为国民公义而当兵或者是为“谋运动军队”革命而当兵，这种情况须另当别论。但他们宁肯不要科举功名而主动投营为兵的行为方式，客观上也扩大了军事职业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由此可见，国人摈弃尚文鄙武的积习，甚至以从军行伍为人生夙愿，实在是晚清社会风气的一大转捩。

　　废止科举制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的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一九○七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33】当时的情况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34】没有钱的读书人自然是占大多数，所以文人当兵的踊跃情形并不令人感到特别意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国留学和投考学校的人群当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军事留学生和军校学员。这表明，行伍入仕对于出国留学、投考新式学校的读书人来说，同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各省办的军事学堂很受民众欢迎，入学竞争甚为激烈。例如湖北武备学堂招生，原定名额为120人，然而各地前来报名的竟高达四千人之多。【35】以至于有关当局不得不对招生条件作出更为严格的限制。浙江武备学堂招生时，也因“要进武备的人实在太多，正则科、速成科都来不及容纳，所以又添加了速成附科。”【36】留日学生学军事竞争相当激烈，“士官学校只要投考八九十学生，报考者竟多至四五百人。”【28】“戎马书生”鲁迅东渡扶桑，原先也是打算进成城士官学校，只是因为名额限制才改入东京弘文学院。毫无疑问，整军经武的政府导向与弃文习武的社会风尚，使军事职业的地位获得了自觉的、实质性的提高。清末科举与行伍的消长，改变了传统社会“征集上流阶层的方式”，其结果，是行伍入仕者脱颖而出，“军官的职业，正好和在官僚政权服务的文官一样值得尊敬。”【37】在科举制废除之后，30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已不可多得，这种深刻的历史变迁，反映了社会流动的“武化”倾向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由此所产生的社会角色调整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