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对“三·一”运动的支持和声援

　　1919年3月1日，朝鲜汉城数万民众，高喊“独立万岁”口号，涌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揭开了“三·一”运动的序幕。中朝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历来是桴鼓相应，互为声援的，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爱国运动，自然也得到了同在为自己的国家的独立和进步而奋斗的中国人民的支持。

　　“三·一”运动爆发后，朝鲜人民在争取国际同情方面，首先想到的是具有相同历史命运的近邻中国，他们将一份《朝鲜国人民会报》迅速送到了中国驻汉城总领事馆，希望中国政府支持朝鲜人民收回“已失之国权”，挽救“既亡之民族”。3月4日，著名志士安重根之弟安定根也投书中国报刊，呼吁中国作其后盾。3月24日，以申柽、申献民等人为代表的我国东三省暨燕、沪韩侨甚至致电时任北京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要求中国政府看在“同种同文，痛痒相关”的份上，对“三·一”运动“力予赞助”。但是，执掌当时中国政柄的是北洋军阀段祺瑞集团，他们“痛痒相关”的不是朝鲜人民，而是该国的日本殖民当局。他们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大权，正将中国各项主权，“一一奉之于日人”。这样的政府怎能不看日本的脸色，而支持以实现朝鲜独立为目标的“三·一”运动呢?他们不但没有任何赞助表示，甚至不允许旅华韩侨支援祖国的“三·一”运动。3月13日，吉林延吉数千韩侨为支援祖国独立而举行示威游行，就遭到了当地军警的残酷镇压。

　　与执政的北洋军阀集团相反，中国人民在当时虽然无权无势，却不忘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对“三·一”运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声援，体现了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民的代表，“三·一”运动发生不久，他就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韩国独立，并呼吁全国人民予以支持。他说：“中韩两国本系兄弟之邦……对于韩国复国运动，中国更应有援助之义务。”随后，他在与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大江的谈话中又指出，日本应废除《日韩合并条约》，允许韩国独立孙中山的立场和态度，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民的援韩责任心。4月1日，康寄遥、李剑农等331位有识之士，一面致函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请“发扬正义，主持公道”，在和会上主张“朝鲜独立”；一面上书与北京军阀政府对峙的广州非常国会，恳请全体议员“速行公决，直电巴黎欧和大会，请其迅以朝鲜独立为重要议案，并促实行”；同时又通电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各团体、各报馆，要求全国人士，一致主张“朝鲜独立”。

　　康寄遥等人郑重声明，其所以主张“朝鲜急应独立”，有如下四条“重要理由”：

　　一、日本已“确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国”他们说：甲午中日之役，日本宣言说是为了“完成朝鲜之独立”，甲辰日俄之役，又宣言说是为了“保存朝鲜之独立”。而“中日马关之约，其开宗明义第一条，即为确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国。信誓旦旦，中外咸知”。但仅仅过了15年，1910年8月29日，日本就强迫大韩帝国政府内阁总理李完用签订《关于合并韩国条约》，宣布日韩合并。日本此举，“在国际上当然不生效力”。

　　二、为了东亚安宁和世界和平。他们认为：“中日、日俄两战役，均以朝鲜事件为导线。今韩人崛起，欧美歆动。倘不令朝鲜为今日之瑞士、比利时，则他日之朝鲜，或不免为前年之塞尔维亚，若一隅发难，牵动亚洲大局，扰及世界和平……故欲维东亚之安宁，免世界之大乱，尤宜主张朝鲜独立也。”

　　三、朝鲜民族已是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觉心和民族自治能力的伟大民族。他们说：“朝鲜为日本所并吞，含垢忍辱，尝胆卧薪，十年于兹矣。幸值公理昌明之际，急图真正人权之恢复。而通都大邑，穷乡僻壤，均徒手号呼，以赤诚为白刃。遇日军则惧怒不形于色，一往无前，甘死如饴。其举动之文明，为亘古所未闻，在革命史上，洵足开一新纪元矣。观其独立宣言，犹不罪日本之无信，不责日本之不义，而曰：‘责励自己，未遑尤怨他人。急于图补将来，未遑怀仇夙昔。实以建设己国为务，敢以破坏他人为能?本悲苦之生涯，开维新之运会。理性作用，非感情作用。’其恻怆不忍卒读，其诚恳令人心折。而以证诸行事，又若合符节，是真泱泱大国民之气度，亦不逾正义人道范围之确证也……故以朝鲜人本身言，其独立已有充分之理由。”

　　四、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他们指出：“朝鲜与满洲仅隔鸭绿一江，与山东隔黄海相望，故自来朝鲜有事，必牵动满洲，满洲有事，必影响蒙古及关内。日人并韩而后，已蚕食满洲，动摇蒙古。近且经营山东，又狡焉思启于黄河流域，禹甸，行将为朝鲜之续矣。向使朝鲜独立，则日欲逞野心于中国，为明时壬辰之故事，假道于韩，亦不可得，他何论哉。此吾民与韩人所以同病相怜，又抱无穷之感慨也。故以历史地理种族及人民感情上言之，并以自卫自保利害关系言之尤不能不表极端之同情于朝鲜独立也。”

　　康寄遥等人所述理由，除第4条基本立足于本国外，其他各条皆着眼于朝鲜民族利益，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

　　与此同时，叶楚伧、邵力子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不同信仰的社会精英，则分别利用自己编辑的《民国日报》和《每周评论》，不断宣传报道“三·一”运动有关情况，努力从舆论上支持“三·一”运动。其宣传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