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2)

　　但是，不容否认，王文中也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较为重要的有以下三个。因为王文的“重点并不在于介绍史实的内容，而在于若干概念性的讨论”，所以笔者的商榷也不在“史实”，而在“概念”。

　　一、关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施放“和平”烟幕的原因问题。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为寻求商品市场和工业原料，一直积极推行“大陆政策”，矛头直指中国，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而战争与和平，则从来就是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交替使用的手段。这已为日本自1871年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70多年的历史过程所证明，也是世人不争的事实。但是，王文却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国际上最大的假想敌一直是俄国，即后来的苏联。因为对付苏联的关系，阴错阳差地与中国发生战争，日本军方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件意外，必须赶快解决，以便集中力量来对付苏联。”所以，“事实上，和平的努力也受到日本某种程度的支持”。在这里，一场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被说成“阴错阳差”的偶然事件，一些打着“和平”旗号谋求殖民利益的侵华分子被打扮成真正的和平的支持者，未免离历史真相也太远了点吧。

　　二、关于汪伪政权的性质问题。如前所说，王文承认汪伪政权“是一个傀儡政权”，但又说“不完全是傀儡政权，因为汪政权的出现，对日本来说，有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对于汪伪政权怎样牵制日本，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王文未作具体说明，仅作了如下抽象推论:“从整个抗战的形势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汪政权造成一个四角关系，原本国、共和日本之间是一个三角关系，而且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三角关系，因为国共合作抵抗日本是一个基本态势，没有发挥的空间，但是汪政权出现以后，形成了一个四角关系，这一个四角关系是由两个三角关系构成的，即汪政权、重庆政府与中共之间的三角关系，以及汪政权、日本与重庆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而这两个三角关系都有运用的空间，对重庆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一方面，重庆政府可以联合汪政权对付日本，日本也可以联合汪政权对付重庆政府，形成两条弹性的纽带;另一方面，汪政权可以联合重庆政府来对付共产党，重庆政府也可以联合共产党来对付汪政权，所以双方都有一些运用空间。两个有弹性的三角关系并成四角关系后，其关系之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局面变成一个三头马车，一个是汪政权，一个是重庆政权，一个是延安政权，三方面彼此运用来与日本作战，合纵连横，使得战局显得非常微妙。”历史是讲事实的，且不说用这种推论来说明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问题是否合适，即就推论本身而言，也大有商榷余地。笔者以为，抗战时期日中之间首先是一个侵略与被侵略的双边对立关系，先是国、共联合对日双边对立关系，后来出了个汪伪政权，演变成国、共联合对日、汪联合的双边对立关系，这是最主要的关系，其他任何关系都是次要关系，都必须服从这一关系，都受这一关系的制约。在这一大格局下，难道真能发生什么“重庆政府可以联合汪政权对付日本”的事吗?真能发生汪伪政权、重庆政权、延安政权“三方面彼此运用来与日本作战”吗?是的，重庆政权、延安政权彼此运用来与日作战是存在的，因为它们同处抗日阵营，但汪伪政权能与其他任何一方彼此运用来“与日本作战”吗?有这样的事例吗?诚然，抗日后期汪伪政权要角周佛海、缪斌之流的确与重庆方面有秘密联系，那不过是为自己预留后路的个人行为，与汪伪政权无关。因此，笔者认为王文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说明汪伪政权“不完全是傀儡政权”，因为汪伪政权事实上不存在对日本的“牵制作用”。

　　三、关于汪伪和平运动的评价问题。如前所述，王文第六部分即提出汪伪政权的和平努力“不应该被否定”，甚至汪精卫之流也不应“因此而被视为汉奸”。其理由是:“如果我们不从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以及知道中国最后会胜利的后见之明来看，在抗战的过程当中，中日关系的确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日双方对于是否进行战争都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后来分成蒋、汪两条路线，日本方面则从军部到外务省以及日本政府内部，对于是否继续战争或和谈，都有很强烈的争执。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主和派与日本主和派之间的合作，就成为解决中日冲突的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一个机会，不论后来的发展如何，都不能因此而抹煞，因为以中国的角度来说，如果太平洋战争没有发生，显然抗战的前景并不乐观。”这样的理由能成立吗?似很难。首先，“如果太平洋战争没有发生”云云，本身就是假设。我们讨论历史问题的绝对要求是从事实出发，王文的立足点就是空的，自然没有讨论的基础。其次，抗战时期，中日两国相争，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同样，和平也有中国所需要的和平和日本所需要的和平，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的和平就是中国所需要的和平，日本本位的民族主义的和平就是日本所需要的和平。考诸八年抗战的事实，也确实存在这样的区别。且不说中国共产党有鲜明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与态度，即使曾经一度与日本秘密议和的蒋介石政府，也始终没有放弃“日本撤兵”这一议和条件，但日本却蛮横固守“与中国共同防共，并于此大前提下要求在中国各地驻兵，以及经济上的开发与合作”等损害中国主权与利益的条件(见王文第27页)。这说明处在战时状态下的中日两国确存在根本对立的民族主义与和平观。王克文先生要我们不从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那又从哪国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呢?总不致要我们——中国人——从日本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认同日本本位的和平吧?!要知道，这样的民族主义与和平，是得不到中国人认可的。第三，“不从……知道中国最后会胜利的后见之明来看”云云，既要我们不以“后见之明”来评判汪伪的和平运动，就应思想一贯，自圆其说。可是，王文的另一地方又说:“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国际争端或是任何国家的内部争端，最成熟、也最受推崇的处理方式就是和平解决，因为和平可以避免民众的流血和牺牲，没有人再主张打个你死我活，不论是由联合国出面解决，或是由双方自己解决，都是上策。对战争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大家认为不论谁是谁非，动用武力总是一种野蛮而残忍的行为。这些新观念和新知识，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抗战经验的意义。”以今天的“和平解决”为汪伪和平运动找根据，与上述对“后见之明”的否定，岂不自相矛盾，让人无所适从?最后，所谓“中国主和派与日本主和派之间的合作，就成为解决中日冲突的一种可能性”，实际也是难以成立的。原因很简单，战争也罢，和平也罢，除取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众的诉求的制约，并不是哪个人说战就能战、说和就能和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王文以下所言，也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在与日本“谈判的过程中，恢复战前的局面、承认东北内蒙现状和共同防共这三点，双方可以勉强达到妥协，没有太大的争议，只是中国对于承认东北与内蒙的现状一事，要求以比较不公开的方式进行”。蒋介石为什么“要求以比较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就是害怕社会舆论。所以，蒋介石能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能与汪精卫有本质的不同，固然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参战有关，不能不说民众的诉求也起了不可否认的作用。由此可见，中日冲突并不是依靠中日之间几个主和派的合作就能解决的。王文所说汪伪政权的和平努力“不应该被否定”，汪精卫之流不应“因此而被视为汉奸”，既然没有足够的根据，自然难以成立。

 　　(作者曾业英，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