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网 2011-05-20 00:00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01期 作者：曾业英 查看：
海外中国近代史学者王克文先生于1997年2月14日在台北“国史馆”作了一个专题演讲，题为《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以下简称“王文”)，后由该馆林秋敏小姐整理成文，经其“同意”，刊载于该馆馆刊复刊第22期。王文总计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说明该文目的“是希望跳出‘汉奸’和‘翻案’的框框，从一个新角度检讨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及其所衍生的汪政权”。第二部分为“汪精卫与‘和平运动’之缘起”，说明汪精卫和平思想的来历及怎样从与蒋共主和平到弃蒋独主和平的过程。第三部分为“汪政权之成立”，说明汪精卫到沦陷区成立伪政权的原因和经过。第四部分为“抗战期间之和平试探”，说明抗战期间蒋日和谈所持条件及汪伪政权在蒋日和谈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部分为“汪政权性质与特色”，说明汪伪政权“是一个傀儡政权”，“又不完全是傀儡政权”，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有明显的连续性。第六部分为“历史地位与评价问题”，认为汪伪政权的和平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和平的努力不应该被否定，甚至因此而被视为汉奸”。可视为是该文的结论。
通观全文，应该说，有不少看法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例如，对于汪精卫的和平思想，不仅指出他1932至1935年出任行政院长时就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其“意就是避战”;并且指出“这点并不是汪精卫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南京政府的共识，尤其代表汪精卫与蒋介石两位主要领导人物的共识”。即使抗战爆发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本的秘密接触，刚开始时也都得到了“国民政府两位主要负责人的同意”，直到1938年7、8月间，才在“高宗武与周佛海等几位国民政府内部人员共同商量”下，“很微妙地从汪蒋二人共同主持的局面，转变成弃蒋扶汪的情势”。
又如，对于蒋介石方面的议和活动，王文指出，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也有其和平路线，基本上，蒋介石身边与日本谈判的人有孔祥熙、何应钦，以及其夫人宋美龄，后来还有一些私人代表，陆续与日本人接触，而且时间一直持续着……自孔祥熙路线开始至钱永铭路线为止，中日之间的接触没有停止……双方的确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彼此的要求”。因此，王文认为，蒋介石方面“在战后每次提到这些接触时，总是用两种方式来解释，一是缓兵之计——以谈判来延迟日本对中国的进攻，二是谋略——以谈判来刺探日本的情报。我们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不能成立，但是双方当时所谈的条件是非常具体的，而且在条件符合的前提下，每一次都可能达成和平的结果，所以完全用缓兵之计以及谋略的说法来解释谈判的试探，似乎有一些牵强”。
再如，对战后汪伪政权的自我辩解，王文指出，所谓“汪政权曾为沦陷区的人民服务……使沦陷区的人民不至于受到压迫”的说法，“只能视为勉强的藉口”，因为“这并不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初衷，汪精卫因为谈和不成，进而一步步演变成在沦陷区成立一个政权的局面，并不是一开始就因为要照顾沦陷区的人民而到沦陷区去另外组织政府”。又说:所谓“双簧说”、“上当说”也“是有问题的”。“双簧说”“源于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他在书中提及，抗战胜利以后，在汪精卫个人的文件中搜到三封蒋介石给用汪精卫的信函，暗示两人约定唱双簧，一人主和，一人主战，不过这三封信的确实性现在也无法证明。自当时的大环境而言，似乎有这样的蒋、汪分工态势，但是这个说法的不妥当处，在于前述中日和谈的过程中，汪精卫并没有扮演桥梁的角色，反而对重庆政府造成很大的牵制作用，如果两人真的唱双簧，不应该产生这种互相妨碍、互相竞争的结果。另一种说法是‘上当说’，谓汪精卫被蒋介石所害，不得已走上成立汪政权这条路。这种说法是阴谋论的进一步发挥，其起源为褚民谊在战后审判时宣称:‘有人想拿一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的头上，终于套成功了。’这个说法引起很大的揣测，很多人认为是蒋介石想要除掉他的政敌，便以各种方式引诱、逼迫汪精卫走上成立汪政权之路。从汪精卫主和到成立政权的过程来看，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曾仲鸣的被刺，是刺激汪精卫走极端的很大因素。但是我认为基本的条件还是在于汪精卫个人的思想……并不是蒋介石的阴谋所能完全主导的”。
王文之中，诸如此类的看法尚不止此，恕不一一例举。尽管有些认识仍有讨论余地，但基本上遵循了以事实为根据，不曲解、不溢美的史学原则，较富说服力，十分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