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8）(2)

　　宣统元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按宪政局编查馆规定的选举日期，应于宣统元年正月十五日（1909年2月5日）开始初选，三月十五日（5月4日）开始复选，由于湖北境内多山，交通不便，初选、复选均推迟数月。“四月十五日行初选举，应初选人十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三名，分次选举如额。六月十五日行复选举，应设议员八十名，专额议员三名，复分次选定加额，准于八月内齐集省桓，二十日举行议长、副议长及常驻议员等正式选举，一律如额，九月一日成立。”[9]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113233人，仅占当时湖北全省人数25590308人的0.38%；议员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来，而是“用复选举法任之”，即由选民举出若干“选举议员人”，再由这些人投票选举议员。这离真正的“民主选举”相距悬远。但作为一次“民选”，在中国土地上毕竟是破天荒第一遭。选举结果，吴庆焘当选议长，汤化龙、夏寿康（1871-1923）当选副议长，刘赓藻等十七人当选驻会议员，刘耕余等为候补驻会议员。当时，谘议局尚未建成，开会借教育总会，办事借劝业公所。后来谘议局在武昌演武厅（阅马场）绿营公所旧址改建，采用日本议会建筑图样，屋后空地建议员公所，限庚戌（1907年）七月完成。湖北谘议局当选议员，大都有功名和一官半职，其中一些人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改革政治的意图。例如汤化龙走的便是一条由科举出身，进而接触新学的道路，他“光绪壬寅，乡试中式。旋成进士，授刑部主事。见世变益，朝局至不可问，发愤谓：政治不革新，国亡不可救；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止旧学不周于用。[10]他“自请咨送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在日本“与乡人留学者倡设湖北教育会”[11]，后回鄂筹备立宪事宜，为立宪奔走呼号，被时人称之“宪迷”。其他如议员张国溶、刘赓藻、胡瑞霖等人都与汤化龙有类似经历和思想。正是这批人构成上层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政治代表，他们以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多变的色彩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后的舞台上，作出表演。

　　1909年10月14日（宣统元年九月初一）在武昌举行湖北谘议局开局典礼。到会议员七十一人，行“北向宣诏谢恩”之礼仪。湖北文武官员陈夔龙、李岷琛、杨文鼎、高凌蔚、马吉樟、张彪等作为“特级代表”与会。议局议长致开幕词，宣布湖北谘议局正式成立，以前设立的谘议局筹办处即日裁撤。

　　10月14日至月日（九月初一至十月二十日），湖北谘议局举行第一次常年会议，议决七十多项议案，选举以张国溶为首的十人法律委员会、金式度为首的十人预算决算委员会、董钦墀为首的十人税法及公债委员会、胡柏年为首的六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但祖荫为首的六人惩罚委员会。最后举行资政院议员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胡柏年等十五人为资政院议员。谘议局的活动，必须遵循清廷颁布的《钦定谘议局章程》。该章程规定，“谘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12]。章程又规定：“谘议局议定可行事件呈候督抚公布施行。”[13]谘议局提出的议案采纳与否，“凭诸督抚”[14]。如果谘议局与督抚意见不一，则“由督抚将全案咨送资政院以待决定，而资政院议事须请旨裁夺，其可否预夺之柄仍在君上，固不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本旨也”[15]。也就是说，各省督抚对本省谘议局的全部议案拥有裁夺权，而皇帝又对这些议案操有最后审定权。章程还明文规定如果谘议局议事有逾越权限不受督抚劝告者，“督抚得令其停会”；如果所议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有妨害国家治安者”，“督抚则奏请解散”[16]。

　　凡此种种，可清楚看出，谘议局从筹办到成立以至开局议事，全然是在清廷封疆大吏的直接操纵和控制之下进行的；谘议局的行事宗旨，也被毫不含糊地限定在清廷的专制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湖北谘议局在省内的日常性议案，主要有“兴办教育”、“整顿吏治”、“发展实业”诸项。湖北谘议局成立后所做的影响较大的一事，是推进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

　　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成立，汤化龙任主席。“各省代表，齐集京师，至都察院递请愿书，都察院抑置不奏，代表们乃遍谒当道，竭力陈请，旗籍亦举代表加入请愿。”[17]1910年6月呈第二次请愿书。朝旨：“仍俟九年筹备完全”，“毋得再行渎请”[18]。同年10-11月间资政院开会，联合会第三次请愿，上书摄政王，代表们痛哭流涕，恳请召开国会。

　　与各省谘议局代表到北京请愿的同时，1910年11月12日武汉各团体也往总督衙门向瑞澂“请速开国会”。各团体代表先“至武昌谘议局聚集，二时半出发。共约四千余人”，举“红字黄质之请速开国会旗二面。至督辕后，即排队于大堂廊下，由各团体代表内推举十人，着衣冠，面谒瑞督”[19]。《民立报》说，这次督辕请愿，是武汉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

　　各省督抚为了顺应民情，亦电请清廷，内阁、国会同时设立，清廷允于宣统五年（1913年）开设议院，并令民政部将各省代表人等，即日解散。东三省人民要求即开国会，所派代表被押解回籍。天津代表温世霖被发往新疆充军。1911年6月（辛亥四月）皇族内阁成立，奕劻为总理，载涛、毓朗为军谘府大臣，主要职务，都在皇族手中。立宪派对此大感愤慨，请朝廷另组新阁。皇族亲贵则指斥立宪派“乃欲借立宪倾陷朝廷以阴行革命也。……其处心积虑，无非夺君主之权，解王纲之纽，阳美以万世一系，阴实使鼎祚潜移”[20]。清廷对各省谘议局代表的请愿一概加以峻拒，严令请愿代表“即日归散”。立宪派“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请愿活动，以失败告终，汤化龙等人只得“郁郁归鄂”。

　　请愿活动失败，立宪派人物由寄希望于清廷转而主张推倒内阁。辛亥五月，谘议局联合会再开，汤化龙“自鄂入京，发汉口时，送行者达万人”，汤“演说至愤激，誓不获所求不止”[21]。在北京举行的各省议局联合会的第二次会议上，立宪派人士一致认为，必须推倒皇族内阁。湖北议员胡瑞霖指出：“现在一切政治之中心在于内阁，须由此处着手。若不以推倒现内阁为先决问题，则其余皆无讨论之价值。”汤化龙插话：“此说甚是。”与会者均赞成以此作为议题。胡瑞霖还建议：“递呈（指要求撤销皇族内阁）之后，可往劝庆亲王自己辞职，并请诸亲贵劝其辞职。不得，则同到上海开商务、教育、谘议局三联合会，将其罪状布告天下。再不得，则宣布外国，不认新债。”[22]立宪党人企图仿效欧美资产阶级政党，来一次“倒阁”运动。而汤化龙等湖北立宪党人，正是“倒阁”主张的积极推动者，从而成为全国立宪党人中的激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