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3)

　　革命之后带来专制，带来分裂，民众的生计未见好转，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与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就比其它革命者多怀一分焦虑感与紧迫感，多生一分切肤之痛。他在滚滚狼烟中重开武器的批判，重申中华民国的基本精神，以争取列强支持、力谋国家统一为第一步，以抵御列强侵略为第二步，屡败屡战，毫不松懈。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不过“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便先要大家去做，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因为外国人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们的法律，对于父子、兄弟、姊妹、夫妇各个人的权利都是单独保护的”14。他还推心置腹地说“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地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14

　　应当指出，在民族危机有增无减的近代历史环境下，如何利用传统资源来培育近代民族精神，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而且时不我待。弱者总希望奇迹出现。李鸿章当年所提出的“以夷制夷”策略，也常被革命领袖孙中山拿来实践，但效果不佳，反而常被狡诈的西方列强所利用，乃至“以华制华”(胡绳语)。

　　在孙中山最后5年的人生履历中，他的民族主义理论形态固然值得重视，但其实践层面的复杂面相也需要进一步探讨。至于理论与实践如何统一，颇为棘手。孙中山在谋求与国内的滇系、贵系、直系、奉系军阀合作都屡屡失意，对外联络日、美、英、德、法等国又均未得手之后，最终选择了联俄一途，其影响可谓深远。即使在他弃养之后，国共两党都曾在很大程度上履行其政治遗嘱。如果把他身后的中国政坛与外交局势相对照，理解他的民族主义的实践品性就不觉得十分轻松14。

　　在20世纪20年代初，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还是张作霖，都在谋求国家的统一，孙与吴、张等人还分别探求合作，其过程十分复杂，很难用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方法清理其中的是非曲直，惟有具体分析最保险，也最艰巨;史学研究不比政治宣传，应当严格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并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行使价值评判的权利;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史学就如同司法取证，在史料与证据面前人人平等，无所谓褒贬，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既要尽量避免以往的官方史学中那种以孙中山的是非为是非的正统史观，也要尽量清除以苏俄的是非为是非的史论余痕，一个严谨的史学研究者或历史学家应当既是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辩护律师，同时也是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检察官与法官;在考察中外关系问题时，应当确保以国家的正当利益为坐标，无论是欧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苏俄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无权以牺牲一个主权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否则，任何国际联盟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旗号都容易变成“甜蜜的谎言”，后果不堪设想。

　　档案数据与诸多演讲成果都能表明，苏俄对中国内部矛盾的利用以及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在当时就已相当露骨和粗暴，苏俄是在谋求与声望正隆的直系将军吴佩孚合作，却遭到既反对与苏俄联盟，也不屑与日本合作的民族主义者吴佩孚断然拒绝之后，再把目光投向孙中山的，孙中山本人也是在谋求与欧美合作却屡遭欧美国家白眼之后，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废约承诺的双重鼓舞下将友谊之手伸向苏俄的。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孙中山接受苏俄的反帝统一战线主张，接受苏俄的意识形态，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苏俄代表鲍罗廷等人再三逼迫所致。

　　关于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存在着演讲与行为的分裂，值得注意。如果囿于文本主义，就容易拔高孙中山的形象，有悖于历史的真实，如果囿于行为，却难以获得同情的“了解”，惟有综合的考察，方可将史学主体的主观性与片面性降低到最低程度，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都对史学研究者提出了近乎苛刻的素质要求，需要人们在情境、物境与意境的两难中行使裁判的权利，展示自己的艰辛与智慧;正是基于“联俄”的成功，孙中山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精神领袖，为他的后继者留下一分十分丰厚而且酸甜苦辣俱全的政治遗产，影响深远。相比之下，恪守传统政治道德的吴佩孚却十分清醒地选择了失败，个中差异，费人琢磨。在艰难的救国征途上，在近代民族主义的话语

　　传播中，个人利用各方势力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得失是一回事，国家利益的得失却是另一回事，这是令人遗憾的，也是值得引起注意的。至于儒将吴佩孚的历史价值，既不应该因自身兵败而勾销，也不应以“军阀”恶谥而永久封尘，除非史学研究者都只甘做“胜利者的宣传”，或者只满足于某些空泛的政治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