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2)
辛亥革命网 2011-05-19 00:00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第29卷第1期 作者：郭世佑 查看：
成于1904年8月的英文作品《支那问题真解》(另一译本题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堪称孙中山提供给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篇眼光远大、气势雄伟的民族建国宣言，值得关注，尽管孙中山还不曾把民权主义作为重点阐释的主要内容之一。
孙中山对满人、满族、清朝政府有“满胡”、“满洲鞑子”、“满奴”、“满贼”、“异种”、“外国人”等近20种歧视性的称呼8，强调“从种姓出发的民族主义”，甚至主张“兴汉复仇”9，这是很容易为时人与后世研究者诟病的，的确需要认真检讨。至于是否真像有的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排满是最不重要和最不，具备革命性的一面”10，值得存疑。
义愤固然不等于科学，却常常为革命家的宣传鼓动所必需，自然不同于从容不迫、四平八稳的学理诠释。对于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除了应充分注意清朝的腐败，以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同民权主义紧密相连“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外9，从这两个方面来把握反满之于民族建国的必要性还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以满族为中心的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屡屡失败，就势必容易激怒革命战士，清朝统治者就容易成为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主义与小农文明的替罪羊，必欲除之而后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想替清朝统治者说话，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满族在文化上对汉文化的被迫同化，不能遮饰其在政治上对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的压制，清朝统治者是以弱者的心态，尽可能压制汉族的积极性，而不是尽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事实。这种消极的防范机制在承平时代是可以的，但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时，就非常不合时宜了，急需改变。因为即使中国内部非常团结，要想在抵御强者的武装进攻中取得胜利，都很不容易，遑论“窝里斗”。君不见，无论是“洋务”时期，还是戊戌变法时期，还是“新政”时期，每当晚清改革的关键时刻，民众与社会舆论都怀疑统治者缺乏改革的诚意，统治者则担心再改革下去就会把权力改到汉人手里去，满汉矛盾的客观存在，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不信任，而不是同舟共济，励精图治，一同闯过难关。满汉矛盾制约着中华民族内部的发展生机，成为图存与富强的瓶颈，必须认真解决。当事实证明满族统治者自身已无法解决满汉矛盾时，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就不仅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比较合理的。且不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同民权主义是如何密不可分，仅就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言，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本身就不乏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显然，任何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必然性与必要性、无视其历史贡献和笼统地谴责“激进主义”的论点，都缺乏足够的论据与说服力，容易陷入非历史主义。
二、民国时期
正因为孙中山一度把民族主义限制在反满的范围之内，所以在他看来，清朝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之日，便是民族主义的革命目标连同民权主义的任务达到之时。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举行的饯别会上发表演说，就公开宣布“今日满族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①致力的即在此事。”此后不久，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他也重申“推倒满族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11他还保证“共和之国：，只有改良政治之事，更无二次革命之可言。”11对于孙中山这样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家，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任务就已大功告成，出现这样的错觉与误断，未免有些令人遗憾。
事隔不久，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面目的出现，加上西方列强觊觎中国的民族危机有增无减，孙中山发现“把持国事者，，均系军阀武人，争权夺利，祸国殃民”“民国之政治，，比之满清尤为不及”12，便断然放弃自己的铁路建设计划，明确主张“欲求政治：之进步，非新派战胜旧派不能铲除恶劣之根性，发挥法治之真理”13，重新提起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且逐步注入新的因素。
当反满的历史任务业已完成时，孙中山就把民族主义放在国家主义的平面上来思考问题，这是十分自然的。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之一种，是为着“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的“国族主义”14，因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也就是没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他还特意补充道“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外国人说民族和国家便有分别。”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