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会党的策略(2)

　　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打性格牌。如前所述，会党既然具有简单、率直、行侠好义的性格，那么革命派在与会党接洽时，必须努力做到开门见山、简单明了，如此才能与会党进行有效地沟通，以利于政治目的的达成。以刘道一运动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为例。1904年春，黄兴作书命会党万武偕同刘道一（刘揆一弟——引者）持往湘潭，策动马福益加入革命。“（马）福益初见万武、（刘）道一深表轻慢。而道一不亢不卑，激以大义，慨然而云：马大哥！我今天是奉黄先生之命而来，除了信上的话之外，我尚有几句言语要在大哥台前领教，请你容许说完，如果不以为然，我们马上就走。我今天要请教的是：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台，收点党徒、弄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收集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官厅招抚，别开生面，去做满清的奴才呢？我们闻大哥之名久矣！知道大哥是个汉子，又是替老百姓打抱不平的英雄，所以我们黄先生才特地派兄弟们来，同马大哥谈谈，信上所不能说的，由兄弟口述。”[11]刘道一凭着纯真的革命思想和擅长雄辩的口才，侃侃而谈，先是以“请教”为名，开门见山让马福益作出选择：是“遵照洪门遗训”，“灭清复明”；还是开山拜堂“出卖人头”；或者干脆受朝廷招抚，“做满清的奴才”；接着，刘道一又打起行话的调子，不卑不亢，晓以革命大义，称马“是个汉子”，又是“替老百姓打抱不平的英雄”。此番话一出，马福益为之折服，早已无任何选择余地，只得“慨然相许加入革命”。

　　2。打感情牌。会党首领颇重情义，因而革命派注重用情义去感化会党。以孙中山礼遇会党首领王和顺为例，1905年冬，孙中山“将有事于两粤边防，和顺谒之请益，即加入同盟会，总理命随至河内，同寓甘必大街六十一号，解衣推食，礼遇至优。时总理行馆偶乏仆役，各同志内衣咸由总理亲属陈四姑亲自洗濯，和顺引为不满，见诸辞色，黄克强不能堪，语总理曰，先生以国士待和顺，而和顺不礼，盍稍抑之。总理曰；和顺出身行伍，举止粗豪，自所不免，吾为国纳贤，安可因细故与之计较。[5]和顺闻之，益为感奋。”王和顺本性率真，对孙中山多有不满，且“见诸辞色”，孙中山不以为意，反而将王和顺视为“国士”，并劝说黄兴不要“因细故与之计较”，孙中山礼遇贤才，为人豁达，终于打动王和顺。之后，王和顺领导镇南关之役、河口之役，出生入死，皆感恩于孙中山。

　　3。打名利牌。名利在很多时候都是一张通行证，革命派也需要用这一方法笼络会党人心。“时总理方有志图粤，闻雪秋历述早年在潮州经营革命经过，及其所配备各地之潜势力，深为嘉许，立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江都督，使在粤省东江各属相机发难”，“总理依据方略以委任都督，雪秋实为第一人”。[5]中华国民军东江都督实际上是个空头衔，人马要自己招集，资金也无以为继，然而从后来具体领导的潮州起义、黄冈起义看，许雪秋兢兢业业、毫无怨言，为革命派效犬马之劳。利的方面，笔者认为，由于革命派一直资金匮乏，实际上，革命派能给予会党的金钱是非常有限的，最多只能算是金钱上的补贴。以广州起义为例，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奏折中提到：“又提截获之四十余名，分别审讯。据供，皆在香港佣工度日，闻杨衢云言省城现在招勇，每月给饷十元，先给盘缠，附轮到省，各给红带一条为号，不意上岸即被截住，实系为招勇而来，并不知有别事。”[12]通过名利的诱惑，革命派也网罗到一批会党徒众。

　　其次，具有目的性。通过各种方法争取到的会党徒众如何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用呢？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中，主要统领如郑士良、许雪秋、余丑、邓子瑜、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等皆为会党首领，会党徒众可以说是“无役不与”。先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斗争—1895年广州之役，按孙中山的部署，“各地民团会党，分顺德、香山、北江三路，会集羊城，同时举事。”[13]后未发即败，而“牺牲者皆为洪门中人”1900的惠州之役，早已隶列党籍的郑士良运动起事，[14]“会党健儿以寡击众，予清军以惨重创痛”；[14]1907年黄冈之役，孙中山任命许雪秋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许为三合会主要人物”，“一时潮州各属三合会，多加盟焉”，“黄冈有余既成、陈湧波、余通、余御言，丰顺有罗雁，饶平有丘松、揭阳有林鹤松、惠来有黄总、张顺，澄海有陈大块、许镜清，菴埠有陈芸生、陈三等”。[13]惠州七女湖之役领导人邓子瑜亦是会党首领，集合会党起事时“各乡会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13]防城之役领导人王和顺是著名广西会党首领，赴各乡组织民军，“党首梁建葵、梁少廷、刘显明等咸率众来会。”镇南关之役重要人物“（黄）明堂、（关）仁甫向系游勇首领”，“附近游勇来投军者，不绝于道”。[13]孙中山、黄兴“以钦、廉会党之勇气可用，决由克强统领镇南关及十万大山余众亲入钦州”，[13]发动了钦、廉、上思之役。[13]1908年河口之役“革命军多游勇出身，骁勇善战，出没靡常”。[13]1908年以后，尽管革命派的重心转到策动新军，会党仍是起义的重要力量。1909年新军起义，时“李福林、谭义、黎广、陆领等则率四乡会党扑城，以为响应。”[13]1910年黄花岗起义，“前新军之头目为之主盟，巡防、会党皆有。”[13]会党徒众的血肉之躯奠定了革命派胜利的基础。

　　最后，利用策略仅是权宜之计。在完成反清大业后，革命派对会党的态度骤然变化，无情地将昔日的盟友抛弃。针对民初江西社会治安不佳的状况，江西都督李烈钧借此发表取缔会党宣言，声称：“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各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各谋生业，共进文明。”（《江西日报》1912年5月24日）该宣言发表后，江西各地加强了对会党的镇压。云南都督蔡锷并就会党专门发布了白话《严禁公口山堂告示》，指出：“开山设堂，结盟拜会，在当初时候，都是为宗国沦亡，异族专制，不敢显然反抗，故苦心人士组织一种秘密的社会，抵抗恶政府，其用意是很好的。”“于今清朝也亡了，共和政府也成了”，“从前的公口山堂等名目，都要一律解散，那些票布标识，都要自行缴出”，否则，“一经别人告发，或被地方官查觉，本都督只有按律惩办一法。”[15]云南军政府都督还制订了严厉的“惩治律”；唐继尧出任贵州军政府临时都督一职后不久，即发布《晓谕解散公口文》，该文指出：“公口之设，究其最初之用意，殆为推倒满清而起，就始有利无害，满清已踣，即为目的已达，亦应立时解散。”[16]代理广东都督陈迥明无日不以遣散、镇压会党为当务之急，先骗剿王和顺部，后捕杀会党首领许雪秋、陈芸生等，会党出身的民军将领几乎被斩杀殆尽。其他如陕西、四川、湖南等会党势力比较强大的省份都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镇压会党的严酷现实，这已经不是个别省份的偶然现象，而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