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7）(3)

　　二、党人埋头苦干

　　湖北党人并未产生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即所谓“鄂省党人，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不企求以壮烈的一死去耸动视听，认为那种“十步之内，血火红飞”的“暗杀主义”不足以成大事；他们不以华丽的言谈文字去博取虚名；也没有像同盟会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而是走着一条艰苦踏实的道路：长期深入下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扎扎实实地从事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他们不像留学生党人那样具有号召力，却有着更可贵的“不竞声华”的实干精神。当“中部同盟会”负责人谭人凤由上海到武汉会见文学社的蒋武、李长龄等人时，觉得蒋如田舍翁，李若老学究，都是土头土脑的，谭人凤开始颇有轻视之意，后来还是正在狱中的胡瑛解释说：“湖北党人都具有百折不回志气。本社（指文学社引者）尤埋头苦干，不以外观夸耀者也。”[14]谭人凤方刮目相看。而以后的事实证明，首义之功正是那些“土头土脑”的人们成就的。三、以运动新军为重点发动新军，始终是湖北党人活动的重点。年春，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吕大森等聚会武昌，谈及革命进行方略，一致认为，“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动摇全局”。几经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15]。他们的看法是：“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16]，这样，刘静庵、张难先等先后投马队营、工程营为兵。另外，正当有的同盟会员迷恋于海外宣传，不愿（或不敢）回国进行艰苦工作的时候，余诚毅然带病回国，致力于团结湖北各革命组织，尤其注意发动新军，直至病重身故。在此前后的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组织的骨干成员，也多由“莘莘学子”一变而为“桓桓武夫”，在新军中做了大量扎实工作，誓捣清廷龙楼凤阁而后已。如杨王鹏原在湖南入伍，因发动革命被驱逐，又到武昌入陆军四十一标三营为兵，以一介书生，长期过着艰苦的行伍生活，冒着巨大的危险，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又如日本留学生，《商务报》总编辑刘尧澂（复基）亦入新军当副兵，做了出色的组织发动工作。以他单薄的身体，本难以坚持卒伍生活，但他志在大举，“欲为大汉复仇，虽汤镬弗惧，遑恤苦也”[17]。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鄙视功名富贵，放弃舒适生活，长年在新军下层、会党群中活动，粗衣恶食，历尽艰辛。[18]当革命需要献金时，他们可以典卖全部私产，甚至脱下最后一件衣裳；当革命需要献身时，他们悲歌慷慨，义无反顾，高风亮节，令人景仰。因为有革命党人深入新军的长期发动工作，至辛亥秋，终于实现了“抬营主义”，即把湖北新军的若干标营从清方抬到革命方。这是武昌首义成功的关键。

　　四、高张“救亡图存”旗帜

　　湖北党人的宣传舆论工作，也以踏实深入为特点。虽然他们很少探讨革命后的建国方略，对“平均地权”等民生问题也不太关心，但他们对于当前的任务“武力推翻满清，到民族平等地位”则是十分明确的，并为此而做了广泛的鼓动工作。早在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时期，他们便意识到，要“唤起革命”，必须“灌输知识”，在知识分子、新军、会党中广为散发《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黄帝魂》、《湖北学生界》等书刊，出现了“各校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的局面，反清救亡的思想逐步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湖北党人还注意了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宣传，或者举办公开讲演，如日知会利用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每星期日开演说会一次，听者达千余人”；或者在交谈中“迎机启示”，“讲有关故事以激励之”，还采取编唱歌曲、吟诗联句、放映幻灯、做游戏、问出身经历等方式，启发民族情绪，宣传反清革命；或者开设酒店于军营附近，在饮酒吃饭之际，相机传播革命道理。党人还到潜江等县饥民中进行鼓动，携带革命刊物，每值村镇演戏集会，或杂人人丛，或登台演讲，收到较好效果。1909年以后，革命党人还

　　先后掌握了几种报纸，如群治学社的《商务报》、文学社的《大江报》。凡有武汉官厅各种黑幕，无不披露报端，措辞激烈，痛斥一般贪官污吏为奴才、走狗，尤以对新军内部一切不法和贪污舞弊等事，一经士兵到社申诉，予以详细登载，痛加抨击。如二十九标统带李襄邻克扣军饷，《大江报》将其劣迹大书特书，迫使当局不得不将李革职查办。为扩大在士兵中的影响，《大江报》给“各营队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19]。又征得黄花岗烈士遗文、遗信，印成单行本附报分送。入社的新军士兵受到这种切身的和理论的宣传教育，“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20]。《大江报》作为士兵和民众的喉舌，“军官畏若鹰鹯“大江报之权威殆无出其右者”[21]。

　　湖北党人的宣传舆论工作，中心点在“救亡”。面对列强兵舰游弋大江之上，西洋教士横行内地之间的实况，党人所散布的书刊，所发表的演说，各组织的宣言，都在向民众宣告着民族危亡的紧迫性。《湖北学生界叙论》说：“鹰瞵虎视者数强国，四顾皇皇，无所用其武，于是风飙电激，席卷而东，集矢于太平洋。亚洲识微之士，莫不深蹙额，惊走相告曰：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湖北学生界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一文更历数了印度、埃及亡国的惨剧，呼唤道：“夫二十世纪为我国民定未来运命之日，必决死以争自存，非可侥幸以图苟免。”1903年，俄军强驻东北，湖北学生举行罢课，“各处集会，有所商议，遂相约不登校”，并“不期而集议于曾公祠者千余人，痛斥清政府辱国丧权”[22]。1906年，日知会的主要组织者刘静庵在一次演说辞中讲：“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23]群治学社宣言，则回顾了鸦片战争以来清廷沦丧国土的情形，呼唤道：“我同胞若非凉血动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

　　“拯救民族危亡”的号召，在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清政府卖国求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最能拨动各阶层广大民众的心弦。当人们心头的民族解放意识一旦觉醒，就会爆发出无可阻遏的力量。之所以新军能实行“抬营主义”；散漫的会党可以发动起来，市民愿为党人慷慨解囊；武昌起义后参军的青壮年顿时达数万人之多；阳夏战争中汉口市郊农民主动扒掉铁轨，阻止清军进犯；刘家庙之役，民众揭竿而起，协助民军痛击清军[24]；武汉三镇市民向革命军送糖食水果，用水缸煨肉汤送上前线者，不绝于途。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湖北党人多年来所做的“促睡狮之猛醒”的鼓动工作。

　　经过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卓绝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到辛亥年间，湖北已经具备了举行暴动的最重要条件革命者实际上掌握了武装，并能够运用这个武装去打击当局的军政机器。1911年秋天，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25]。按照《前文学社同人公启》的说法，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仅文学社的参加者就有三千余人。如果加上共进会成员，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当在五千之数。再加上同情者，革命在新军中已占明显优势。虽然其他有些省的党人也致力于新军发动，但像湖北党人这样强有力地掌握了新军的各级组织，使之能成建制地及时转变为发动起义的武装力量，则是绝无仅有的。蒋方震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中指出：“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