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3)

　　（七）抗战及战后时期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为团结抗战的需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成立民意机构。在此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在国防参议会之后于1938年成立国民参政会这样一个权力十分有限的准民意机构。在国民参政会内，不断有人提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宪政运动。其间，参政会内成立的宪政期成会对“五五宪草”进行了修订，其最重要的修正是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作为经常监督政府的机构。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核心坚决拒绝这一修正案。以后，第二次宪政运动兴起，民主人士继续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强调人民权利的保障。这是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深化。

　　1945年抗战胜利，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以此为契机，促使国民党彻底放弃一党专制，联合共产党和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保证中国政治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轨道。为此，曾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并达成某些决议。然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坚持进行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内战。为欺骗人民，一方面进行内战，一方面召集由国民党包办的所谓“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形式上完成了“宪政”的手续。而实际上，由于坚持内战，人民涂炭，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遍布全国。国民党政府动用军、警、宪、特对付人民群众，其独裁专制的性质反而更加强了。所以，国民党的制宪与行宪，是彻底虚伪的骗局，不可能挽救其统治。行宪国大召开一年之后，其政权土崩瓦解。这不仅是国民党统治的失败，而且也是中国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失败。　

　　认识与实践的背离

　　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大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确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与此相对的，在民主的实践方面，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实施民主制度方面，却倒是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虚化，越来越有名无实。

　　人们看到，清末民初那段时期，在民主政治的建设方面，确实从无到有做了一些事情。民主力量在谘议局，在资政院，在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初期，确曾有过不凡的表现，而政府当局，也不能不有所畏惮。社会上言论、出版、结社等项自由也确曾赢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一些海外研究中国民主史的学者大都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时期，是不无道理的。但从袁世凯解散国会以后，中国的民主制度就越来越虚化，民主力量越来越失去合法的生存空间。五四新文化运动虽一度使民主思潮高涨，但终不能落实到实际的民主制度建设中，以至军阀曹锟公然贿选当上总统，同时却大模大样地把第一届国会制定而未及完成的宪法草案，匆忙修订加以宣布，摆出实行宪政的姿态来。后来国民党号称遵循孙中山的遗教，要通过训政，把中国带上民主宪政之路。而训政实是不折不扣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尽管其他党派、各阶层人民不断要求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宪政，但以蒋介石这个靠武力起家的独裁领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不肯结束训政。直到抗战胜利后，在国内外压力下，与各党派协商，做出准备走上和平民主之路的姿态。然而政协的决议墨迹未干，他们就把最大的中间派民主力量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把最大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宣布为叛乱，从而把全国拖入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炮制的“制宪国大”、“行宪国大”有多么的虚伪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所炮制的宪法上载有不少民主的条文，然而，他们实际所实行的是军、警、宪、特的高度恐怖的统治。西方民主在中国人的认识上与实际民主制度的建设上的巨大反差，给人印象真是再深刻不过了。这应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民主史的一大特点。

　　软弱而分散的力量

　　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一百多年中屡试屡败，不获成功，其原因甚多，诸如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极其深厚，不易根除；中国地广人众，交通不便，区域差别甚大，难以政治统合；教育水平低，参政意识不易普及等等，等等。但最基本的原因是在于民主力量自身的脆弱。一种政治制度要落实到社会中，必得这个社会中优势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方能巩固和持久。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长期稳定，持续两千余年，是因为得到中国社会中最占优势的社会力量——地主阶级的支持。然而，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始终未曾找到足够支持它的优势的社会力量。

　　诚然，在近代中国，民主力量也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只有个别官绅和知识分子略窥西方民主，滋生欣羡之情，但还完全谈不上民主力量。直到维新运动起来，提出民权的观念，才可算略有一点点民主的力量。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中国才真正产生了一批民主的社会力量。他们包括革命家、政治改革活动家、留学生、部分开明官吏与部分绅商，及在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从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部分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各省谘议局的设立，地方自治的开展，特别是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为动员和积累民主力量提供了条件。全国几百万人参与选举，几十万人参与请愿，无疑是展现民主力量的良好机会。但相对于旧体制所拥有的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警力量而言，民主力量毕竟还是很脆弱的。民国初年，有一度办实业、办教育、办报纸的高潮，民主力量有所增长。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民主力量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主要是有一定民主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数量大量增加，工商业资产者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而且由于平民主义思潮的扩展，民主观念开始传播到工农群众中略识文义的一部分群众。所以五四以后，历次民主运动都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到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后，反专制争民主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何以仍不能成功战胜专制力量，实现民主，或者说，把中国政治带上西方民主之路呢？

　　这里需要指明两点：（1）尽管近代中国民主力量不断有所增强，但始终未能达成民主力量组织上巩固的联合。在清末就是团体林立的局面，而且旋兴旋灭，不能持久。民国初年，再度出现政团林立、各树旗帜、各申己说的局面，看其宣言、宗旨几乎千篇一律，本无性质上的悬殊。然而涉及实际利益，则各有追求，无法团结一致去对抗专制势力。即使到抗战时期，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况。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他们的来源不是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而是各种地方、各种职业游离出来的不满现状、向往民主的人士，没有人能把他们真正巩固地联合起来。不能联合也就不能造成一个成熟而稳定的领袖集团，遂使他们的斗争常有分散和步调不一而减弱了力量，有时甚至被专制势力分化瓦解。（2）这里考察的是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但中国自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反专制的社会力量中，就有一部分不再认同西方民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虽然在具体的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可以同其他民主力量联合行动，但决不可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归结于或等同于其他支持西方民主的力量。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在中国，支持西方式民主的力量始终是很有限的，很脆弱的。

以如此有限的力量去对抗专制势力，并争取实现民主政治，有时民主派的领袖们不得不暂时借助非民主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策略性的目标。但到头来常常是自己受骗、受排，希望落空。孙中山多次联合地方军阀以与北洋抗，到头来，事无所成，终于明白，军阀都是“一丘之貉”。梁启超曾想利用袁世凯的军政实力，稳定国内秩序，再通过国会及制宪活动逐步引导袁世凯走上宪政之路。结果是，国会被解散，制宪屡受干扰，终于无成。后来，梁又试图利用段祺瑞，乃重蹈覆辙。最后，梁氏带着失落的心情被迫离开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