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3)

　　冯自由称：“梁居檀数月，渐以组织保皇会之说进，谓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侨商不知其诈，多入彀中，捐助汉口起事军饷逾华银十万元。”（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14页。）不少论著亦多承袭冯说，纷纷谴责梁启超的所谓“欺骗”行为。但钟工宇的回忆说得很清楚，梁启超公开同情光绪帝，主张“保皇”，为勤王而发动捐款，把“保皇”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改革方案”联系起来，这完全符合梁启超当时在《清议报》上所发表的有关言论，也符合他离日前同孙中山等人面商及书信来往中所体现的政治主张，无“诈”可言，包括钟工宇在内的广大爱国华侨和部分兴中会会员，其主张暴力反满的兴趣并不比主张暴力保皇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趣要大。

　　梁启超之所以在华侨中热忱宣传康有为的“保皇”宗旨，而不是大张自由与民权旗帜，重点展示自己那有异于康的政治构想，主要因为“保皇”旗号在广大华侨中颇有市场，而且当时西太后新造的所谓废光绪帝为“昏德王”、立载漪之子溥为帝，改元“保庆”之类阴谋也增加了广大华侨对光绪帝的敬重和同情。梁启超此行旨在团结各派政治力量与发动华侨踊跃捐款，支持国内的武装勤王斗争，以武力谋求政治革命。至于勤王之后如何善待光绪帝，是扶持他当君主立宪制的皇帝，还是当民主立宪制的总统，还是另选贤能出任总统，都还只是未知数，这既取决于武装勤王运动能否顺利实现，又取决于将来各方合作者的态度，只能留待将来去商讨，当务之急则是力谋各方合作与筹款举兵。

　　钟工宇作为孙中山的好友，他的回忆却不曾提到梁启超宣扬“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类政纲解说词，不曾揭露梁启超的所谓“欺骗”言行。其中元非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梁启超像冯自由所叙述的那样果真说过，但对钟工宇来说，这无关紧要，不曾留下印象；要么是梁启超当时并没有这样说。其实，冯自由自己在别的场合也承认，当初孙中山的暴力反满宗旨在檀香山的反响并不那么强烈，孙中山在檀香山还不如4年之后梁启超在檀香山那么大受欢迎，兴中会在那里的反满根基并不厚实。（注：请参见拙稿《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中国杜会科学》1992年第3期。）冯还承认：“梁知人心可用，乃昌言惟保救光绪复辟，始能据御外侮，侨商信之，捐助勤王军饷者大不乏人。”（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6页。）

　　退一步说，即使梁启超真的说过“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且不说檀香山的兴中会骨干们应作何种理解方可显示其有别于他方的政治觉悟，若从理论的层面去分析，从梁启超本人当时所理解的“革命”去判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冯自由乃至孙中山等辛亥志士之于“革命”的认识水平去清理二者之间的个人恩怨，则不妨注意到，“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等语未必纯属无稽之谈。为了谋求两派联合，迅速凝聚两派力量，此时此刻的梁启超已经找到既能满足孙中山一方的民主立宪要求，又可兼顾自身保皇情结的政治切合点，即“举光绪为总统”，他在抵檀近5个月后致孙中山之函中，仍然如此表述，已开始考虑放弃自己说得最多坚持也最久的君主立宪制，接受总统制，亦即民主立宪制。其实，无论是此时梁氏所认同的民主立宪制，还是此后梁氏回头所坚持的君主立宪制，都曾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为之流血奋斗并曾分别载诸史册的革命方案，都具有近代政治革命的典型意义（注：请参见拙稿《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无诈可言，至于以反满为职志的孙中山等人只看重民主立宪制而鄙弃君主立宪制而已，那是另一回事。矢志暴力革命的孙中山所坚持的民主立宪方案是以反满为前提，不愿与乃师康有为分手的梁启超所宣传的君主立宪方案或“举光绪为总统”的政治构想却是以“保皇”、“尊皇”为前提，二者之间原本就存在明显的不可调和性，这就决定了双方最终走到一块的艰难，这是合作热情甚高的梁启超当时未曾深思熟虑的。

　　 二、赴美计划—波三折

　　梁启超原拟在檀香山逗留一个月左右，然后赶赴美洲大陆发动捐款。只因当时的情况时有变化，只好姑且留下，等待离岛时机。迄至同年7月离开檀香山为止，其赴美计划却一直不曾实现，乃至引起当时的孙中山等人与后世研究者的种种误解。

　　梁启超于同年3月13日致函康有为，提出走香港或南美的打算，尤其希望去香港，以便加强港澳地区全盘规划勤王运动的领导力量，克服那里的散漫状态，顺便加强同孙中山的密友陈少白等人的联络，继续落实合作计划。他自告奋勇地对康有为说：“盖弟子诚见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著，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故弟子欲冒万死，居此险地，结集此事。”（注：1900年3月13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0页。）同日，他在致丘菽园函中也说：“弟欲游南美，然恐中原事急，太远去不能速归，故尚未定也。”（注：1900年3月13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梁启超致丘菽园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2页。）他之所以“未定”，是因为还得静候康有为的回音。

　　梁氏心里也明白，由于自己近一年来同孙中山来往密切，而且一再替孙中山说话，顶撞康有为，康氏已失去对他的信任，不一定愿意派他去香港勤王运动中枢主持其事。就在3月13日致康有为这通函件中，他仍然明确反对康等以“卤莽”、“叛逆”、“大言无实”等“狭隘”不实之词詈骂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痛恨我党之乏才”，而且措词严厉（注：1900年3月13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抄件。不知何故，梁氏在此函中为孙中山辩解和严词批评“同门”的这一部分恰恰被《梁启超年谱长编》删去，笔者已在拙稿《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中补齐，请参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果然，对于梁启超的主动请求，康氏迟迟不予答复。迄至3月20日为止，梁启超在檀香山逗留已达两个多月的光景，却一直不曾收到康的回函，“良深愤悱”。他禀告乃师：“此间同志自闻去腊惊耗以来，望内地事甚切，每船至辄询先生主意所在，无以为对，不免稍令人灰心”。（注：1900年3月20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