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玠：政治学眼光检视辛亥革命意义(4)

　　（丁）满人统治中国，荒废历来中国朝廷之御史制度，废除一切足以防范皇帝过分极权专制作风之传统。朝廷对外是“天朝”，臣子在皇帝面前永远自称“奴才”，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似此皇帝与臣子间之差距，是以前历代之所未见。再加无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也无论官至几品，均有满人监视汉人之陋规（已如上述），造成官官彼此猜忌。皇帝对臣子并有绝对监控管道，甚至朝中大臣昨夜博弈（打麻将）输了银两若干，一早上朝时，皇帝已经知晓。这些均影响了民国以来政府专制与官僚（包括现代西厂）之作风。  

　　辛亥革命、孙中山理想与百年来中国社会结合演变之鸟瞰

　　辛亥革命的次年（1912）中华民国诞生。象征了中国从此有一个由人民组成以代替帝制王朝的政体。此次革命的共主孙中山先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虽然不久就让位于有军事实力的袁世凯，但在国人心目中，孙仍是民国的“国父”。在辛亥革命后一百年的今日回顾，我觉得有三点总结，我们不得不认知，才算对中国近代史有确切的掌握。

　　第一，由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义”，从今日回顾看来，是较为持稳而偏右的一股力量（后来成为国民党）。另外一股“革命民族主义”力量，则是更较激进的由毛泽东代表的左派势力（共产党）。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可以总结的说﹕近一百年来，正是由现代革命民族主义这两股力量支配了中国国家与人民。到现在仍是如此。在台湾的政权与社会，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而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延续，代表了当时革命性民族主义的较保守的一股力量。而在今日大陆的政权与社会，是代表同样革命民族主义的另一股力量。虽然二者在意识形态上以及政体作风上有如泾渭之分，但个人认为二者同是中国现代革命民族主义的产物。孙中山的“驱逐鞑虏、复兴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号召，可说不仅是当初革命党（后来之国民党）的目标。在很大的成份上也是所有其他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企望。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毛泽东以来的共产党人均奉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这里需要一个脚注，即当初的“驱逐鞑虏”，虽然在狭义上是指推翻满人专政，但在广义上，也可说矛头是指向（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是有先后共鸣之效的。但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义之右翼，与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义之左翼，仅在反帝国主义一点上相同。而在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与固有道德上，有天壤之别。知道这点，才能更深一层体会到今日大陆与台湾间基本问题之症结何在。

　　第二，自汉朝以来，由于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的关系，政府等于绝对掌握了社会升迁的管道，所以掌握了知识份子的向心力与忠诚。而知识分子又绝大多数来自地主家庭。所以，朝廷的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士大夫）和地主阶级（即传统农业社会掌控经济的最重要阶级），是绝对站在同一阵线。这也是为什么帝王朝代时期持续了两千多年的道理（尽管有改朝换代，但同样的帝制世世相承两千多年）。可是，辛亥革命，却开了知识分子与政府统治阶层对抗的先河。民国以后，由五四运动以至国共内战时学生的“反饥饿”“反战争”对（国民党）政府示威游行等等，均是延续了始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反政府的潮流。  

第三，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史，直到辛亥革命以前，可说相较之下仅有“文化主义”，而无民族主义。譬如尽管蒙古人与满人在入关之前均是异族，但在他们先后控制了中国版图而建立了元朝（1260-1368）与清朝（1644-1911）以后，之所以被中国人接受的道理，就是因为他们入关后全盘接受中华文化。故曰文化主义，而无民族主义也。元清二朝，虽然间或有少数汉人反抗之杂音，但全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包括汉人的多数）均因此而悄然接受这当初本是外来异族的统治与其合法性；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异族而不接受他们的统治。这两朝之间，以清朝历届皇帝更深入地纳入并积极发扬中华文化（譬如编撰“康熙字典”，整理四库全书等）。也因如此，清朝比元朝维持要长159年之多。这正代表了中国人“文化主义”的表现。可是，辛亥革命是在“驱逐鞑虏”号召之下执行，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民族主义”领先。所以可说辛亥革命改变了这一切。民族主义，从此替代了以前的“文化主义”。

　　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无论在西方、日本，或更近代的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均有一共同点。即“民族主义”象征了确保国家独立、巩固主权、维护领土完整、再加建立巩固的政权为当务之急（the dictate of state building）。但，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国）和“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二战后挣脱殖民桎楛而获独立的新兴国家），与欧洲及日本的民族主义在另一方面有很重要的差异。即对前二者而言，它们的当务之急，不在扩张既有之领土或发动侵略战争。在欧洲相同的时间（即在脱离了中古世纪教会之支配与帝国阴影而孕出现代独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也曾出现“国家至上”的绝对强权政府（state absolutism）。有人研究过，发现英国在民主到来以前的王权时代，它的国王权柄比中国任何朝代皇帝的权力，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明治维新的日本，也同样出现了绝对强势的政府。但是，在欧洲与日本，民族主义除了带来过渡的强权政府以外，还带来了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劣绩。知道了此点，就知道中国在它的民族主义到临之后所经过的强势政权建造的过程，在世界史上并不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但中国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带有浓厚的反帝国主义色彩，所以不会导致变为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诅咒。这和历史上的欧洲与日本完全不一样，而和前殖民地的“反殖民式民族主义”有相当共同点。这也是辛亥革命百年后，我们应吸收到的历史启示。更是我们应该让西方（与日本）也同样正视的不可忽略的历史教材。他们若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正确判断中国今日的兴起会不会造成对他人的威胁。  

　　结束语

　　除了以上所说孙中山与毛泽东各自代表的民族主义有共同点（即反帝国主义）以外，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他的复兴中华的方案（见诸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遥遥呼应了邓小平所设计的“改革开放”振兴中国的策略。邓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孙的民生主义，正是异曲同工。前者是以国家领导经济为主，辅以市场经济。而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用意几乎同出一辙。孙中山援用礼记大同篇的“大同”思想。与今日北京倡导的“和谐社会”，亦不仅异途同归而已也。孙中山遗嘱中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虽然有其时代的背景，但如是换成今日世界上济弱扶贫政策，也和北京当前对外（譬如在非洲与拉美）的作为雷同。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中国能和平崛起复兴，坐二望一，又能谨守中山先生“国强不霸”的精神。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应该欣慰。但，中山先生曾明确指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国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似乎正是对今日台湾同胞而言的。希望我们，无论是在海外的华人，或是在国内（包括台湾）的华人，仅记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为中国的最后完全统一，做出不懈的贡献。这才是我们在百年后纪念辛亥革命应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