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2)

　　为了与革命党竞争势力，推动清政府预备立宪，宪政讲习会（后改名宪政公会）的首领杨度致函梁启超说:“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白者甚少……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革命排满’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其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梁启超同意。在他们带动下，1907年立宪派在各种报刊上大加鼓吹，要求确定召开国会年限的舆论。并在此前后，相继建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研究会、宪政公会、政闻社等立宪团体，进一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活动，影响越来越大。

　　立宪运动取得重大进展

　　徐锡麟在安庆起事，刺杀了巡抚恩铭。立宪派认为，对于中国前途来说，此事不是可悲，“实为可贺”。“可贺者何?贺其鞭策我政府速行立宪也。”（《大公报》1907年7月16日）果然，清政府由此加速了预备立宪的决心和步伐。首席军机大臣奕劻“闻皖恩铭被戕警耗，大惧，以为实行预备立宪，庶可免暗杀之患”（《皖变始末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4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他对慈禧、光绪说:“欲弭革命之叛乱，舍实行立宪主义，实无良策。盖此辈无他术，只以中国为专制政体，专以压制为惑人之术，我若及早颁布实行，则革匪无术以惑人。”（《盛京时报》1907年7月16日）端方亦电告铁良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不如放开手段，力图改良，以期有益于天下。”（《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44页）继而朝廷再次派遣大臣到英国、德国和日本考察宪政，颁发了亟宜设资政院的上谕，命令各省试办地方自治，速设咨议局。

　　1908年3月27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亲率会员二百多人在广西发动钦州马笃山起义；4月30日，黄明堂、王和顺等在云南河口起义，但都没有成功。其后，部分革命党人鉴于以前依靠的主要力量会党组织涣散，难于指挥，开始转为运动新军。由于新军的发动比较缓慢，1909年只有同盟会员佘竟成、熊克武等联合哥老会在四川广安发动了一次起义。1910年2月12日又发动了广州新军三千人起义，但很快便被清军镇压。章炳麟、陶成章因对孙中山不满，又恢复了原来的光复会组织，从同盟会分裂出来，同盟会的力量更加削弱。

　　较之革命运动，立宪运动在这三年中开展得相当出色，成效显著。1908年，立宪派发动各省人民到京上书，请愿确定召开国会年限的运动。清政府害怕丧失人心，8月27日颁布了《宪法大纲》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确定预备立宪之期为九年，届时召开国会。1909年，立宪派全力投入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在许多省取得了胜利，掌握了领导权。1910年，立宪派又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领导了四次全国性的速开国会大请愿，迫使清政府将召开国会的年限缩短了三年。在同年召开的第一届资政院会议上，议员同军机大臣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要求赦免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所有政治犯，搞得清政府手足无措，穷于应付。

　　虽然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如立宪运动迅猛，革命与立宪的互动局面仍未改变；不过互动的形式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竞争表现出来，而是变为两派人士互相支持了。在国内，各省都有一些两派人士彼此熟悉，甚或为朋友、至交，关系比较密切；加之根本宗旨相同，大都能和平相处，遇事相助。立宪派人士看到清政府镇压革命一次，就大肆攻击政府一番，大骂政府专制、欺骗人民一通。这对于革命运动来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至于实际行动，如为革命派的报刊遭封禁打抱不平、热心营救掩护革命党人、资助革命经费等等，对于革命党人保存力量、继续准备起义，无疑大有帮助。一些革命党人看到立宪运动蓬勃发展，也投入到立宪运动之中，呼吁速开国会，参加立宪团体、咨议局联合会或立宪派组建的政党，与立宪派人士共同携起手来同清政府斗争。这种互动关系对双方来讲，都是有利无害的。

　　立宪运动的发展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仍然主张在广州发动起义，并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重要干部开会，决定了设立领导机关统筹部、组织选锋队（敢死队），以及筹款等事项。统筹部预定1911年4月13日在广州起义，由于一些具体原因，起义计划未能如期实现，参加起义的人数也大为减少。黄兴只好改变起义部署，27日下午率领一百多名先锋队猛攻总督府。经过激烈的战斗，牺牲七十二人，惨遭失败。受此重大打击，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都非常灰心，同盟会立即陷于一种分裂、涣散和瓦解的状态。领导起义的香港统筹部和以后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均没有1911年再次发动起义的打算。

　　但立宪运动的发展却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自1910年国会请愿失败后，一部分立宪派人士的思想就开始转向革命。1911年5月8日，以总理大臣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成立。13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就确定了以推翻违背立宪原则的皇族内阁为中心议题，两次呈请都察院代奏，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同时公开发布报告书，指出内阁所推行的政策的反动性。而皇族内阁反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申斥联合会议论嚣张。联合会人员无不满腔愤怒，又写了通告各省团体书，指出政府罪恶滔天，人民对它深恶痛绝。与此同时，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在四川广泛而激烈地开展起来，清政府调动湖北新军前往镇压，逮捕领导人蒲殿俊等，屠戮赤手空拳的请愿群众，不但进一步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也为革命创造了特殊有利的契机，使得湖北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领导人看到当地统治力量空虚，有机可乘，开始商议发难和统一领导的问题。并在湖北当局搜捕革命党人之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于10月10日晚上仓促地发动了武昌起义。

　　革命党人占领武昌城，立即得到以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除通电各省咨议局，号召响应革命外，还从经费、物资和动员群众等各个方面为革命军提供保障，对于扩大战果，保卫革命政权，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普遍发展与高涨，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后，江南各省相继光复，大多数得力于立宪派及其控制的咨议局，少数是两派的联合行动。辛亥革命的爆发和胜利，是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互动的结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