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
辛亥革命网 2011-06-17 00:0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侯宜杰 查看：
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腐败，民族危机严重，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同时兴起。革命派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民主立宪；立宪派主张保留皇帝，进行和平的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二者的分歧在于将来采取什么形式组织政体和以什么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救国道路和方法不同。以后两派曾为此进行过激烈的论战。
立宪派的代表梁启超始终声明: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激烈与温和殊途同归，手段不同，各有其用，两派应节制感情，求大同，存小异，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政府，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那样开展和平竞争，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正当的理论商榷，主动提出停止论战。可是，革命派以“排满”为职志，宣称决不能拥戴满族君主实行立宪，且视立宪派为“卖国之党”、“负友之党”，没有同意。
既然无法调和，必然引起竞争。为了争夺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压倒对方，双方都想方设法开展运动，扩大影响，取得群众的支持拥护。表面看来这种竞争只是为了己方，实际上也是促使对方努力进取，在无形之中形成了梁启超所说的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的互动局面。
一位起义军的军官正在做战前的动员。这是《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在现场画的一张速写。沈弘供图
清政府加快了立宪步伐
这种互动局面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时起就表现出来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立宪派掀起了立宪运动的高潮，并在中央和地方大员中多方进行策动，终于促成朝廷在1905年7月宣布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主张实行暗杀的革命党人吴樾“深恐立宪告成，益不利于汉族”，乃变更了原先准备暗杀铁良的计划，“专向清五大臣下手”（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93页，中华书局，1981）。9月24日上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由北京正阳门车站启程，吴樾化装后携带炸弹上了火车，在机车与列车挂接时车身震动，其携带的炸弹受撞，自动爆炸，载泽受了一点轻伤，绍英受伤稍重，吴樾却当场牺牲了。
由于吴樾当场牺牲，此案当时没有侦破，但立宪派和清政府都肯定是革命党人所为。《时报》谴责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预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时报》1905年9月25日）《大公报》在惊呼“此真出乎人情之外而莫能索解”的同时，又指出政府不应畏难而退，而应“奋勇前进”，“急行其志，无俟踌躇。”（《论出洋五大臣临行遇险事》，《大公报》1905年9月26日）《申报》更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今日爆烈弹之一掷，实不啻以反对党之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大有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申报》1905年9月28日）立宪派的著名人物张謇益发感到“立宪尤不可缓”，立电端方，请“奏布明诏，以消异志”（《张謇日记》，乙巳年八月二十六日，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
清政府也确实感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端方致电上海报界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征立宪之不可缓也。”（《时报》1905年9月29日）一些督抚、将军和出使大臣致电政府说:“此事必是革命党中人所为，盖恐政府力行新政，实行变法立宪，则彼革命伎俩渐渐暗消，所以行此狂悖之举，以为阻止之计。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时报》1905年10月9日）吴樾的炸弹非但没有阻止五大臣出洋，恰恰相反，倒是促使当权者下定了考察政治的决心。1906年考察政治大臣归国，奏请实行立宪。9月1日，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若清廷立宪成功，就没有理由颠覆它了
革命派认为，立宪成功之后，“政府之势力强，而国民之势力弱；政府之进步易，而国民之进步难”，虽欲颠覆政府，其道无由，“故以言革命，不可不持急进主义。”（精卫:《杂驳〈新民丛报〉》，《民报》第10－12期）要革命就快革命，“否则待虏廷万事改革，势力巩固，处处假宪政以干涉人之行动，借法律以限制人之自由，则虏着着占优势，我在在立危地矣。鼠首保命之不遑，尚云大举哉!”（铁郎:《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汉帜》第1期）
基于这种认识，同盟会员刘道一等策动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于1906年12月4日在湘赣边界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众至三万余人，转战两旬而败。1907年，同盟会又加紧准备，于5月发动了广东潮州黄岗起义，6月发动了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发动了广西钦廉防城起义，12月发动了广西镇南关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7月发动的安庆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