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5)

　　学术上最能体现国学与西学关系的，当属国学研究所和国学院。其建制按照近代西学分类设科，其研究方法与课程遵循国际学术范式。北大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5个研究室，并相继创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以贯彻其学术宗旨。清华研究院国学科融合中国书院与英国大学制，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确定的国学范围是，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宗教、美术。东南大学国学院计划分科学、典籍、诗文三部，从学说、图谱、器物三方面，运用各种相关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民族、语言文字、思想学术、文学、诗词曲剧、美术、天文数学、法制、经济学、交通及国际交通、农商工业、哲学、教育、宗教风俗等历史现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分中国哲学、史地、文学、社会经济四科。厦门大学国学院筹备之际，该校文理商教各科主任均参与其事，结果所订章程囊括一切，分历史古物、博物（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医药、天算、地学、美术、哲学、文学、经济、法政、教育、神教、闽南文化等14组，后招聘到北京大学国学所的几位骨干，组织上基本继承北大风格，设语言文字学、史学及考古学、哲学、文学、美术音乐等5组，并组织风俗调查会。这些设置，均突破了传统学术七略、四部等分类，体现了近代西学的精神。

　　形式改变，是内容变化的表现。国学虽是中国固有学术的代名词，机构却是现代教育组织的一部分。各国学院校系所的课程均增添西学，即使传统科目，也依据现代学术规范重新编排。厦大国学系要求选修普通发音学、比较语言学、修辞学、英国文学史、西洋美术史、人类学、美学概论、印度和泰西哲学。齐鲁大国学系增设了逻辑学、文学史、文字学、修辞学等课程。中国大学国学系在吴承仕的带领下，改革课程，增设了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西洋文学史、新俄文学选读及由新学者讲授的中国历史哲学课。就连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其学生所开列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也有常识一类，包括史地学、哲学、论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教育学、心理学、数学和英、日文。

　　研究机构的课程设置与指导学生更接近国际学术规范。被胡适称为可以代表“‘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之精神的北大国学门，有林玉堂开设的“中国比较发音学”和“标音原则”班，讲解以国际音标注国语及方言的方法，考定中国重要方言的音声。其方言调查会宣言书特意指明中西治学方法不同，“今日方言调查范围，非仅区区训诂学中之一事，而实为与音韵学、殖民史、印度支那语言学等不可分离的一种研究。”而风俗调查会将风俗调查视为“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论、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学上不可少的材料”，并批评一般人对这门学问的轻蔑。古迹古物调查会认识到考古学范围广，发展会员时特别提出：“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动物、化学各项专门人材协力合作。”清华研究院目的有二：一是对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二是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考试科目除经史、诸子、文学、小学外，有世界史、统计学、人类学、西洋哲学、中国哲学、普通语音学、心理学、声学、数学，以及东西交通史、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和多种外国文，普通演讲和指导科目则有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东西交通史、普通语言学、方音学、现代方言学、人文学、考古学、人体测验等。厦大国学院成立时，主任沈兼士认为：“现时欲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始有真确之可言”。该院师生的选题均偏重上述方面。

　　对于中国固有学术，国学研究者在继承干嘉汉学实事求是精神的基础上，吸收欧美现代学术的方法，扩展视野，建立规范，创造出“新国学”或“适应新潮的国学”。当时尚在留学的刘复说：“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倒；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非科学的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决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辫而闹复辟！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甚至干嘉汉学也遭致批评。日本学者注意到，“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具有新思想之支那少壮学者亦承认此缺陷（观《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胡适曾经感叹道：“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on）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胡适对中国固有学术的轻易否定多少是出于自辨，而所说欧洲学术对国学研究的冲击，则大体不错。与欧美日本考古学、语言学、比较宗教学发达的情形相对应，国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领域，几乎都与这些学科相关联。1923年胡朴安在总结国学发展趋势时指出：“顷岁以来，隐忧之士，鉴于国学之衰落，以为国学将绝也，而不知国学已动复兴之机。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因欧洲哲学之影响，研究诸子学者日多；因欧洲言语学之影响，研究六书学者日多；因欧洲美术学者之影响，研究群经古史学者日多。不过草莽初群，而口径未分，孚甲已萌，而灿烂未现。苟努力不已，则民国之学术，必能迈前世而上之。”被陈寅恪称为中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的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正，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即体现了中西学的融会贯通。北大《国学季刊》编辑略例规定：“本季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予以相当之地位。”该刊虽文言与白话兼收，但一律横排，并用新式标点，开一代新风。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欧洲汉学的影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