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2)

　　在清末民初国学倡导者的言论中，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被经常提及。或者可以说，天下意识是这些人倡行国学的重要动因。顾氏《日知录正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种自先秦传衍下来的观念，本是士人对诸侯割据的一种文化超越，显示出作为文化集合体的中国，文化存亡乃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与此相应，至少在知识人的自觉中，文化担负者的社会责任，较权力执掌者更为重大。“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而国学倡导者的传统天下意识与近代世界眼光交相作用，他们说：“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既标明天下重于国家的政治见解，又道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涵义。所以当时人屡有“国可亡，天下不可亡”之语。中国数千年历经分合治乱而一脉相传，“天下”的作用不可谓不大。这种与世界观念相协调的天下意识，成为近代民族竞存的重要支柱。

　　除沿用古训，近代知识人又注入新的语义。19世纪初以来，对中国士人心中的“天下”冲击最大者莫过于泰西思想学术。其势头到20世纪初出现三种新趋向：其一，清政府已公开表态取法欧美；其二，一些列强开始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非中国化教育；其三，中国的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士子中，欧化倾向日益泛滥。这大大激发了一些人的天下意识。有的从学术与土地人种、风俗政教的关系立论，指出：“无学不可以国也，用他人之学以为己学，亦不可以国也”，对于吾国人士慕泰西学术之美，“乃相与联袂以欢迎之，思欲移植其学于中国，而奉之以为国学”的状况表示不满，既反对“奴隶于吾往日同洲外族之学”，也反对“奴隶于今日异洲外族之学”。尽管国学倡行者的态度倾向不一，欧化风行无疑是激生其强烈反应的社会根源。

　　对文化入侵的反应不止一途，兴国学以抗西学欧化，还有学术因素的直接刺激。在欧洲，汉学研究已有几个世纪的积累，从19世纪起，进入学院化发展阶段，法、英、荷兰等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汉学讲座、汉学系或研究院。德国则于1887年在柏林大学设立东方语言研究所，1912年正式设立汉学讲座。不过，由于中国学者缺乏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能力和条件，除传教士带来的偶然信息外，欧洲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明显。直接起刺激作用的，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日益为举世关注的中国西北考古活动（欧洲视为中亚远东考古的一部分）。这个由拿破仑入侵埃及带动起来的世界性考古大发现时代，在持续了一个世纪后重心逐渐移向中亚远东。30年间，俄国的克莱门兹、科兹洛夫、奥登堡、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鲁威德尔、勒柯克、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美国的华尔讷、安得思等众多人士，均多次来华进行考古发掘，促使国际东方学会成立了国际中亚远东探险协会。所发现包括敦煌文书、西域简牍在内的一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令世界惊叹，同时也震动了国人。后者了解到，欧洲学者把印度学与中国学视为20世纪影响全球学界的两大古学。上述信息，成为国学倡行者反复引证的事实，以固有文化的国际价值反衬其本土的危境。20年代后国学研究兴盛，显然也与欧洲因一战惨烈而转向东方文化寻求寄托有关。

　　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据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国学本为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号称国学四大家。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主张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潮，以求扭转偏向。世纪交替，恰值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在日本两军对垒之际，这无疑会引起大批东渡求学或游历的中国官绅士子的关注。同时，日本的中国学在继承传统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学习引进欧洲近代学术的观念方法，取得长足发展，形成“支那学”与东洋学两大支，并得到欧洲汉学界的承认与重视。与对欧洲汉学的隔膜不同，中日两国学者间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尤其在汉学界，彼此声气牵动。据1893年赴日的黄庆澄记：“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士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自西学盛行，此风一变，昔所存者，弃若弁髦。曩闽粤商人，间有购取以归，而获重利者。前星使黎莼斋观察莅任，竭力搜罗，刻《古佚丛书》一部。其时，署中杨君（守敬）亦嗜学好古，遍处采买，得古书甚伙。近我京都琉璃厂书贾，复迭次搜贩。于是，市中古书，为之一空。间有一二出售者，亦必昂其价值，视为奇货，而士大夫所藏者尤为珍秘云。”黄此行代孙诒让访求古书，有多部即因价昂未能购取。这种情形到20世纪初发生捩转，大批日本人来中国搜购古代文献，清末有人记载：“近岁新学甫有萌芽，旧学已渐陵替，有青黄不接之叹。日本藏书家岁至吾国京师及吴中都会，捆载旧本经史子集与金石书画之属，不惜重赀购归藏贮，以致国朝人诗文集凡在干嘉以前稍稍有名，今无刻本，靡不昂贵，故收书甚为不易，施愚山诗文全集、鲒绮亭内外集均须三四十金，视十年前盖三倍矣。”古器物亦然。据说“商界之竞以贩买中国古美术品为事，始于日俄战争告毕及日本入高丽之时，彼等之访觅骨董，能于陵墓之所藏，独具只眼，较诸本国之内地人情形更为熟悉，华美而兼贵重之唐宋两代陶器，多有自陵墓中发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