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清末“宪政”，还是清末预备立宪？

　　每逢十年、百年这样的整数年份，史学界一般少不了要对某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与重大的事件举行一定规模的研讨活动，发表一批论著。对于这种学术现象，或可称之为“纪念史学”。它的优势在于，可以获取各级政府与社会资源的支持，汇聚学术力量，推进史学研究，其缺憾则是论者难免携带主观情感，偏重“歌德”似的价值评判，容易冲淡基于资料的事实评判与价值中立。优势与缺憾并存，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

　　不过，对于距今整整百年的晚清统治者所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史学界提得较少，法学界却谈得很多。个中差异，耐人寻味。

　　一般来说，法学家与哲学家比较看重文本与思想的存在，史学家却习惯于追问文本的实际成效，不为文本所左右。法学家与哲学家一般喜欢借历史的口说自己的话，史学家却习惯于让历史借自己的口说话。还在2005年，当晚清政府派遣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刚过百年时，法学界就推出纪念“百年宪政”或“宪政百年”的活动，纷纷组织论坛，发表演讲和著述。三年之后的今秋乃《钦定宪法大纲》出台一百周年，法学界仍以“百年宪政”或“宪政百年”为主题，陆续铺开有关纪念活动，或曰“反思清末宪政改革”。还有的干脆把这个“百年情结”提前推到本世纪初年，即2001年，洋洋洒洒，撰述如流。

　　应当指出，若以史实与学理而论，“百年宪政”或“宪政百年”的提法并不确切，它很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好像早在晚清时期我国就有基于“宪法之治”的宪政了，这就无异于给历史化妆。若从晚清历史的真实性出发，我们顶多可以称作“宪政思想百年”、“宪政思潮百年”或“宪政规划百年”，至于实践的层面，它就不过是“预备立宪”，而不是“立宪”。姑且不说清朝的预备立宪与民国时期的预备立宪之间有何直接关联，也不论民国之后的宪政究竟如何，仅就宪政的源头而言，就不存在“百年宪政”的历史。 “清末宪政改革”之说也不够严谨。一方面，清末预备立宪并不等于就是清末宪政；另一方面，预备立宪属于原创性的从无到有，不存在改不改革的问题。与其称“宪政改革”，还不如叫“专制改革”更准确。概念的上的模糊不清就容易掣肘学术研究的深入，值得注意。

　　至于有些法学研究者以2001年为起点，将“宪政百年”的时间上推到1901年，那是因为他们把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一班人在逃亡西安途中匆匆发表新政上谕的时间1901年1月29日误作预备立宪的启动时间，有待纠正。不过，如果从宪政思想的源流来看，除开19世纪后半期开明官绅郭嵩焘、张树声、郑观应、汤寿潜等人的言语不论，以1901年作为一个重要起点倒是未尝不可，因为就在这一年，与稍后的预备立宪有些复杂关联的戊戌钦犯梁启超的名文《立宪法议》得以发表，但这与朝廷的新政上谕是两回事。至于有的把慈禧太后发表“新政”上谕的时间称做“1901年春”或“光绪二十七年”，亦不准确。因为1901年1月29日仍属冬季，而不是春季；是日的农历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而不是“光绪二十七年”。对于年份之交的季节与农历换算，还需要格外小心，不能凭想象去推测。

　　法学与史学之间存在上述差异，并不等于说史学研究者内部对清末预备立宪乃至十年“新政”的认识就已渐趋一致。在任何学科的内部，由于认知主体掌握资料的数量与质量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价值标准也不同，人们对同一个问题出现不同的认识，可谓常见。史坛内外对十年“新政”的认识也存在许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对预备立宪历史结局的认识就是如此。究竟是什么因素中断了清朝预备立宪的前景，是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还是清朝统治者自身的弊端所致，有关分歧不仅存诸史学研究群体，而且存诸其他学科，还很难对应于学科的分类，最为关键的因素恐怕在于先弄清楚预备立宪是怎么发生的，其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如何？美国已故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亦曾乐观地预测清皇朝的“新政”前景：假如有一个长距离赛跑机会的话，那么，中国很可能在这个长距离赛跑中遵循日本的模式，迎头赶上去。其实，清皇朝能否赶上日本，应当怎样才能赶上日本，这已经不是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清皇朝自身所能发奋为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毋庸讳言，晚清十年的“新政”在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全面启动，属于全方位的改革。实业的兴办，新建陆军的编练，新式学堂的大规模兴起，留学生的成批派出，科举制的彻底废除，还有预备立宪的启动，“新政”相对于前此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无疑都意味着巨大的历史进步。问题在于，清末新政是在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掌权者接连断送几次改革机会之后匆匆登场的，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世界历史潮流和社会各界之于清朝统治者的要求来说，这些成绩就显得不够，何况慈禧太后还是戊戌变法的镇压者，她的改革诚意就不易让人放心，连鄂督张之洞、江督刘坤一在合撰变法三折前后都显得小心翼翼。还有，慈禧等人自身的素养能否足以承担如此浩大的改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