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李鸿章秘密交涉真相(2)

　    当事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的忆述

　    此事真相如何？孙中山本人没有说过，但随同孙中山从日本赴港的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后来都写了6月17日、18日代表孙中山赴广州与刘学询会谈的情形。

　    据宫崎寅藏在两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所记，他与孙中山一道离日南行时，根本没有谈过与李鸿章“合作”的事。6月17日晚，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海面后，宫崎代表孙中山到广州与刘学询商谈，但作为商谈的主角，他在《三十三年之梦》只写了商谈的情景，却没有写商谈的内容，并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甚觉遗憾。”为什么“不能明言”？如果是去同刘学询谈与李鸿章“合作”以实现“两广独立”，那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宫崎的欲言又止，不禁使人疑窦丛生。

　    代表孙中山到广州见刘学询的除宫崎外，还有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在内田几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国革命》中，关于此行有详细记述。内田说，义和团起事时，李鸿章担心孙中山与康有为联合作乱，所以预先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以阻止孙、康一致行动。为此，让清廷驻日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孙中山与包括日本友人在内的同志商议，决定向李要求支付孙中山回国的费用10万两，以此用作武装起义的经费，对李则表示可以考虑其建议。内田评论说，这个计划，“也就是靠敌吃粮的意思”。内田的回忆录说，6月17日晚，他们三人代表孙中山乘坐李鸿章派到香港海面的军舰到广州登岸，到了刘学询宅第。宫崎简要地向刘学询提出两点：一、赦免孙中山的罪名，并保证其人身安全；二、给予贷款10万两。刘即应允第二点，并表示次日可在香港交付一半，又派人向李鸿章报告，不久，带回李鸿章的回音：关于孙中山的安全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太后特赦孙中山。

　    内田的回忆录几十年后才出版，细节不一定准确，但他是与刘学询会谈的当事人之一，其回忆应有价值。而宫崎关于“不能明言”的说法，使人更觉内田的记述可信。按照内田之说，李鸿章对孙中山是实施怀柔手段，而孙中山则是想将计就计从李鸿章那里骗取一笔军费。

　    分析一下李鸿章当日处境，可以认为内田的说法大体可信。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外国“宣战”以前，李鸿章面对的形势，不是要迫使他脱离清朝“独立”，而是要维护清皇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清末两广有“盗甲天下”之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广的“会匪”、“盗贼”出现了新动向：他们同康有为的保皇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都有了联系。兴中会从创立之初就注意联络会党、绿林；康梁一派，在保皇会成立后也曾不遗余力地联络豪杰、筹饷购械，以求武力“勤王”。无论兴中会还是保皇会，都把广东作为军事计划的重点，1900年3月，梁启超曾写信给康有为就如何攻取广州提出上、中、下三策，而孙中山也一直筹划在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两派在当时尚未尖锐对立，曾有“合作”的接触与商洽。李鸿章不断接获康有为“勾串内匪作乱”的情报，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如果会党绿林、兴中会、保皇会三者联合，必然会造成燎原之势。李鸿章要在危机四伏之中维持广东的秩序难度很大。现在看到他在1900年6月以前的函电，很多是关于防范“康党”、布置剿匪的内容。他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本来就是“剿”、“抚”兼用的老手，为了稳定局势，就想到实行“招抚”的办法。在孙、康两派中，如何实行“剿”、“抚”？康派当时实力强于孙派，但慈禧对康、梁仇怨极深，要招抚康派，李鸿章做不了主；且康、梁既然已经把宝押在光绪身上，也不会轻易就范。孙派当日宣传不多，兴中会声势远不如保皇会，李鸿章无从知道孙中山坚定的反清立场，很大程度上把他视为普通的造反者或“盗匪”，所以，就希望“招抚”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早在1899年，就通过孙中山的同乡刘学询拉拢孙中山。《李鸿章全集》中留下了李、刘商讨此事的若干函电。

　    当时，孙中山的革命目标已经很明确，1900年6月8日离开日本时他就对人说：此行打算在华南建立一个共和制度的政权。几年间，孙中山都在筹备一次新的起义，但经费缺乏成为军事计划的“瓶颈”，向华侨和日本人士筹款的成效甚微，所筹得的几千元又被孙中山周围的日本浪人花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李鸿章处获得一笔钱，经费问题便迎刃而解，还可以麻痹李鸿章。因此，内田良平的忆述是可信的。孙中山革命的一生都在窘乏中度过，他从未为自己和家族谋取过金钱利益，但经常为革命经费苦恼、奔走，很多被视为“出格”的事，例如向外国政客、商人允诺出让某些权益，在自己的政权内容忍过苛的税收乃至烟赌，等等，其直接原因都是财政的困难。在兴中会时期，他更是两手空空，本来，实施计策从李鸿章手里谋取一笔军费，也算不得什么不能讲出来的事。不过，在宫崎寅藏出版《三十三年之梦》时，孙中山的地位和声望已与两年前不同，为十万两银行使近于骗术的计策，也许会有损形象，所以宫崎就“不能明言”了；到了几十年后冯自由写《革命逸史》时，孙中山已逝世，其地位十分尊崇，当年向李鸿章谋取军费的真相更不能见诸笔墨，冯自由“为尊者讳”，就有意把1900年6月的“诈降计”与同年7、8月间兴中会在港督支持下谋求与李鸿章合作两件事混为一谈，写出一个文从理顺的故事。如果不仔细比对史料，就很容易被冯自由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