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历史评价与定位(3)

　　再次，关于南学会创办的目的，以及熊希龄“洋人不可与之开衅”是否应当指责和否认的问题。南学会最初创办的目的是要办成一所议院，或模仿成地方议会，这在梁启超的《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有明确的表述。[5](P55)但是南学会最终并没有办成一所议院，因为议院计划原本是为湖南作“亡后之图”的，是万一列强瓜分中国，为使湖南不亡所作的一项自立自保之策。而南学会设立之后，当时的中国尚未被瓜分，清廷还在，湖南维新派自然不敢在未得到朝廷允许之前便擅自设立议院。南学会没有办成议院，这并不成其为湖南维新派的遗憾，真正使湖南维新派深感忧虑并担心造成遗憾的，是德国强占胶州湾那样的事件一旦在湖南发生。因为湖南守旧势力十分顽固，士大夫多仇视外洋。例如1897年2月，德人谔乃福来湘游历，俞廉三拒而不见，湖南三书院（指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求忠书局）的生童“几欲击之以死”，幸熊希龄与陈三立等“犯众怒而为之”，将谔乃福接往省署加以保护而无事，否则，“山东曹州之祸不在胶湾而在长沙矣”。[8](P78)所以，在熊希龄看来，如何防范洋人入湘，是比设立议院更为紧迫的事情。那么应当如何下手呢？熊希龄认为只有赶紧“开民智”、“开绅智”，尽快将湖南建成一个文明的社会。他在南学会讲论时，更多地是强调了这一点。1898年4月25日，熊希龄与谭嗣同、皮锡瑞等人商议保湖南之计时，也这样指出：“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即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其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受其鱼肉。特不可以闹教，一闹则彼必至，我事尚未办好，大势去矣。”[12](P125)因此办南学会、开讲论会，正包含着“文明拒外”这个直接目的。讲论会学长皮锡瑞以前似乎不知道有这个目的，只知道南学会的目的是办成议院，及1898年3月13日熊希龄与陈宝箴主讲时事时，他才恍然大悟，在日记中写道：“秉三说时事，洋人不可与之开衅。中丞曲为譬喻，属湖南莫打洋人。学会之设，原为此事，至今日始点题”。[12](P125)后来皮氏专门为此撰写讲义，对熊、陈的观点加以阐发。有的学者对这一目的进行指责，说“南学会之设立，原是为了制止人民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这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我觉得这种指责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即使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应讲究策略，不应当盲目地笼统地排外，如果那样，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后来的义和团，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时这种指责也曲解了熊希龄等南学会创办者的苦衷。因为熊希龄并非只懂得“文明排外”，也懂得“文明”的背后还需要有武力作为后盾。这种指导思想在他头脑里一直是十分明显的。胶州湾事变发生后，熊希龄便劝陈宝箴编练新军、设立枪弹厂、开办武备学堂，随时准备以武力对抗外国侵略者。

　　二、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时期

　　以往学术界否定民国初年担任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主要因为这样两件事：一是熊希龄担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期间，于1912年5月17日经手签订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一千二百余万两的合同，由于该合同的借款条件开列了“由中国与银行团各任用一名核计员，稽核贷款支付的用途”一项，一时招致舆论哗然，国人群起反对。特别是同盟会的革命党人，纷纷来电切责，痛斥熊希龄卖国；黄兴本来与熊希龄私交甚笃，此时也特别激动，通电全国对熊希龄进行痛责。学术界评论这一件事时，也是持指责的态度。二是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期间，于1913年11月4日在袁世凯颁布的解散国民党的乱命上副署，次年1月10日，又在袁世凯颁布的解散国会的乱命上副署。此两次副署，在当时即物议鼎沸，后来也多遭非议，指为实属随后出现的帝制复辟之厉阶。学术界对此更是持否定态度。此两件事，要说指责和否定错了，当然也不是。我这里无意为熊希龄开脱和掩饰什么。我要说明的是，因为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我们以往的学者们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都过多地注重事情的结果，而不大深究事情发生的原因，也就难免不出偏差，所得出的结论，也就难以让人完全信服。实际上，我认为熊希龄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是有原因和苦衷的，我们在指责他时，也应当对他有一定的理解。

　　先说借款一事。把熊希龄推到财政总长这个位置，不是熊希龄本人的意愿。他曾经三番五次地力辞，就因为知道民国的财政是一副烂摊子。当时除了借款，实在再无别的路可走。而借款，也还得别人愿意借给你。在熊希龄就职之前，唐绍仪已经与银行团谈判多次，都没成功。熊希龄要想获得一千二百余万两的借款来解决民初财政的燃眉之急，就必须要接受外国银行团的监督条件，舍此别无良策。黄兴当时倡议募集国民捐，可是在短期内能够募集到那么大的数目吗？熊希龄当时致电黄兴说：“苟能有法自救，龄为晁错，亦所甘心”。[14](P540)“今银行团虽已拨款三百万两，稍救燃眉，然所约七款大纲，系属信函，并非正式合同。公等如能于数日之内设法筹定，或以省款接济，或以国民捐担任，以为外交之后盾，使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有恃无恐，即可将银行团垫款、借款一概谢绝，复我主权，天下幸甚，非仅保全希龄名誉也。”不经手财政，当然不会知道财政的艰难。熊希龄并非愿意向外国借款，也决非甘心要接受银行团的监督条件。他说：“希龄自顾何人，敢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乎？前见美使力劝中国节用，不可借债；英使并谓华人反对借款，何不自己掏钱，免得借款等语。外人言语，尚且如此，龄等亦岂愿甘出此借债之举？”[14](P540)可是身为财政总长，别人只知道向他要款。特别是南北两军要发军饷，仅5月17－21日，便“须放急饷八十万两”，否则“哗溃之势，即在目前”。黄兴的“告急之电，一日数至”[14](P539-540)，其5月15日的电文中并称：“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此后东南大局如有变乱，则兴不能负此责任”。[15](P179)黄兴不能负此责任，熊希龄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与此同时，上海各商会也来电，谓沪督要求解汇欠款350万两，“以济急需”，还有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安徽、浙江、湖北、福建等各省都督，都“飞电借款，迫不及待”，陕西代表于右任干脆到北京来“坐索”。然而款从何来？正是在这种万难的处境下，熊希龄不得不接受银行团的监督条件，其实这又何尝是他的本意！5月14日他给袁世凯的电文中就曾经这样表示：“宁可捐利而稍重息扣，不可失权而令设监督”[14](P535)可是偏偏四国银行团在监督条件上始终坚持，不肯让步。因此熊希龄说：“这种借款条件，实非龄所情愿，实逼处此，无可奈何”。[P540]他当时与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谈及此一节时，不禁声泪俱下。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接受外国银行团的监督条件，决不是熊希龄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唐绍仪内阁全体阁员的一致意见，对此唐绍仪在5月28日特致电黄兴作了解释，说借款合同既经国务院全体阁员议决，自己也签了名，“决非秉三一人之过”，外间揣测，“多有失当”，不可轻信。并陈述利害说：倘若借款决裂，刚刚到手的300万两“将成画饼”，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黄兴又赶紧在5月29日给熊希龄发电，“颇有斡旋语”[16](P21)。如此看来，外界不察，把借款的过错都归之于熊希龄一人，对之大张挞伐，可说是不公正的。我们学术界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不顾实际情况，不具体分析熊希龄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也是不很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