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历史评价与定位
辛亥革命网 2011-06-14 00:00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周秋光 查看：
对熊希龄的历史定位，涉及到他人生的三个重要时期。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一、湖南维新运动时期
以往学术界在评论维新运动时期的湖南维新派人物时，都明显地存在着扬谭（嗣同）、唐（才常），抑熊希龄的倾向。具体可以举出三例。一是有的论者将湖南维新派划为左、中、右三派，认为左派是谭嗣同、唐才常，他们在与顽固派斗争中立场坚定；右派是陈玉箴与江标，他们一旦受到攻击，便妥协调和；而熊希龄与梁启超被划为中派，中派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副左右摇摆、畏缩规避的态度。[1](P39)二是不少论者论述湖南维新运动的成果《湘报》时，也都只突出谭、唐，对熊希龄很少有具体的论列，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提。如《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与王栻的专著《维新运动》，都说“《湘报》是由谭、唐集资筹办”。[2](P26)甚至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湘报》“说明”和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都认定谭、唐是《湘报》的主持人，而把熊希龄说成是《湘报》撰述（注：参见《湘报》影印本说明与《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前者系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后者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三是有的论者以熊希龄在南学会的讲论会上宣讲时事时，强调对洋人“不可与之开衅”为据，指责熊希龄等创办南学会的目的“原是为了制止人民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这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意义”[3](P54)。
如上所举的这三个方面的判断或论证，都可以说是不确切的和不能成立的。首先，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决不是什么左右摇摆、畏缩规避的中派人物。严格地说，湖南维新派中间也不存在什么左中右三派。维新派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虽然表现各不相同，有的激进一点，有的温和一些，但却不是派别的差异。谭、唐之被认为是左派，无非是因为他们在《湘报》上发表过一些言词激烈的文章，后来又杀身成仁。但是要说当时言词最为激烈的，谁都比不上樊锥和易鼐二人。樊有“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之说，易有“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两”之论。[4](P50)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全盘西化”论者。熊希龄的确没有发表像谭、唐、樊、易一样激烈的言论和文字，这与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处境是有关系的。他是刚刚中式不久的进士，在籍帮助陈宝箴办理新政，是湖南多项新政的主要负责人，如时务学堂、湘报馆、南学会等，都以他为灵魂，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和处境，加之他处事稳重、干练，使得他不可能像谭、唐、樊、易那样无拘无束地发表激烈的言论和文字。查阅当时的《湘报》，也几乎看不到熊希龄的文章，这还说明当时的熊希龄十分繁忙，他大概也抽不出更多的时间来撰写文章。但这并不能说明熊希龄不激进，要知道谭、唐、樊、易的激进文章，正是在熊希龄主事的《湘报》上刊出的，试想没有熊希龄的同意和支持，那些言词激烈的文章能够刊出来吗？有这样一个例子：1898年3月29日，《湘报》刊登易鼐的一篇使得湘抚陈宝箴阅后“骇愕汗下”的文章（即《中国宜以弱为强说》），陈宝箴当即嘱幕僚欧阳中鹄给熊希龄写信，谓该文“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宣言”，要熊希龄“收回”文章的影响并“著论救正”。[5](P609)可是熊收信后，并未“收回”，亦未“救正”，仅只在4月1日的《湘报》上刊登了一篇《复欧阳节吾舍人论报书》的公开信，指出“虽然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4](P53)这实际上仍是对于易文肯定。由此也可以看出熊希龄对待这些激进言论文字的态度。正是因为如此，才招致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稍后不久从湖北给湘抚陈宝箴发来的电报，指责《湘报》所刊文章“十分悖谬”，“其偏尤甚”。陈宝箴接电后，饬令熊希龄“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5](P609)于是从1898年 5月20日以后，《湘报》上就再也见不到以前那样的言词激烈的文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