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及其《劝学篇》(2)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刻。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以后，决定变法；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后又特授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办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绪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62页）慈禧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近畿兵权，随时准备朝维新派猛扑过去。光绪帝此刻的处境是，既想变法维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顽臣”，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以圣谕形式下令军机处给诸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 

　　《劝学篇》因有若干新学内容，故为光绪帝所接纳；而其上篇力辟民权论，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这正表现了《劝学篇》及张之洞本人的双重色彩。而恰恰是这种双重色彩，使《劝学篇》在多事之秋的戊戌年间能够左右逢源，被帝后交相嘉许，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之间，三易版本。据在华洋人估计，刊印不下二百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大数字。西方各国对此书也颇为重视，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 

　　《劝学篇》对文化的不同层面持不同态度，引申出“变”与“不变”的二重观点。张之洞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就是说，器可变而道不可变。为证明“器”的可变性，张之洞旁征博引经典，如《周易》的“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尚书》的“器非求旧，惟新”；《礼经》的“五帝不沿乐，三五不袭礼，礼时为大”；《论语》的“温故知新”等等。为论证“道”的不可变性，张之洞则征引《礼记·大传》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他进而发挥道：“五伦之道，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 

　　张之洞的“变易”与“不易”的二重思想，虽然与诸经都有关系，而其主要渊源则在《周易》关于“变易”与“不易”的二重学说。应当指出的是，张氏并没有追求“变易”与“不易”间的辩证统一，这与其说是其哲学思想的失足，不如说是政治上陷入矛盾与惶惑的结果。作为有限的改革者，张氏力图变更陈法，改弦更张，在技艺层面，甚至部分地在制度层面采用“西法”；然而，作为宗法——专制政体和纲常名教的卫道者，他又竭力维系旧的政治——伦理系统。而现代化过程本来就是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企图在保存已经垂死的旧有本体的前提下，变更某些枝节，必然事倍功半。 

　　总之，张之洞从“器可变”观念出发，导演出颇有声色的早期现代化建设一幕：近代工业、近代教育、近代军事，一度达到东亚先进水平，使继续从事这些现代事业的人感受其赐，如毛泽东在论及中国现代工业建设时曾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然而，洋务派从“道不可变”观念出发，力图维护清王朝所代表的宗法——专制制度，又阻碍着中国现代化向纵深进展，这种“变易”与“不易”就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怪圈。 

　　以后，张之洞在1900年与刘坤一合谋策划“东南互保”，1902年又与刘坤一合奏“变法三疏”，都是《劝学篇》阐明的路线的延伸。尤其是“变法三疏”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如“兴学育才”四“大端”以及“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等，基本上是《劝学篇》的具体化。张之洞也因此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也可以说，清末“新政”是《劝学篇》各项主张的实践——政治上维持专制体制，经济文化上推行若干新法。《劝学篇》刊行后不久，即遭到改良派人士的谴责。严复等着力批评其“体用两橛”的理论混乱；而揭起系统清算《劝学篇》旗帜、并侧重抨击其反民权思想的，则是长期居住香港、受过系统西式教育的何启和胡礼垣所撰的《劝学篇书后》。 

　　应予指出的是，张之洞晚年的改革方略也曾涉及政体层面，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致刘坤一等人的电牍中称“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该电牍主张仿效英国国会上下议院制度，州县长官由全省绅民公举，并建议刘坤一等“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限于历史条件，张氏的这一改革政治体制的设计未及实施。 

　　1909年10月，张之洞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任内溘然长逝。富于戏剧性的历史场景是：在张氏死后两年，中国第一次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在张氏经营近二十年的湖北省城武昌首先爆发，其经营的机器工业、新式学堂和新军，一并转变为打击清朝的物质力量，专制帝制随之轰然坍塌，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历史自身的逻辑昭显了《劝学篇》内外篇的矛盾性难以在同一框架内和平共存。然而，《劝学篇》作为探讨中国社会及文化如何在古今中西大交会时代实现“过渡”的一部作品，是道、咸、同、光间一批朝野人士求索过渡之道的思想结晶，并为此后一个长时期提供了继续讨论此一切关宏旨的论题的基点，无论是发扬它还是批判它的人们，都离不开《劝学篇》设定的范畴、论题与展开域。尽管《劝学篇》的许多具体论点论据已成明日黄花，但它关于文化的内—外、本—末、体—用、常—变、动—静之辨，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世界性获得二者关系的探求，都已提出后人无法回避的题目，促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