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及其《劝学篇》
辛亥革命网 2011-06-14 00:00 来源：光明网 作者：冯天瑜 查看：
近代中国处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敏感的梁启超称之为“过渡时代”。而面对这种“过渡时代”，各个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派别所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抗拒“过渡”；有的致力于探究“过渡之道”，所设计的方案又有差异。就清朝统治阵营而言，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便分化出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集团。顽固派如同治间大学士倭仁、光绪间大学士徐桐声言，“道”和“器”均应一仍其旧，纲常名教不得有丝毫改易，从而坚持抗拒“过渡”的立场。洋务派则有限地赞成“过渡”，他们主张“变器不变道”，即在保存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留心西人秘巧”，提倡学习“西技”、“西艺”，也兼及“西政”，并在他们主持的部门和地区兴建近代化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修造铁路、创办学堂、组建新式陆海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当朝大臣有奕訢、桂良、文祥；疆吏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张之洞是后起者。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早年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曾是著名的清流党人。光绪七年（1881年）补授山西巡抚，开始由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光绪十年（1884年）署理两广总督，正式展开洋务建设，中法战争期间，竭力主战，并起用老将冯子材，奏请唐景崧率师入越，会同刘永福所辖黑旗军抗法，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光绪十五年（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此后在督鄂及暂署两江总督的近二十年间，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建芦汉铁路，兴建各类学堂，大量派遣留学生，组训江南自强军、湖北新军，造成一种耸动朝野视听的格局，张氏长期坐镇的武汉，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又一洋务基地和实力中心，张氏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在鄂行政》）。
由于张之洞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主战派健将，赢得“天下之望”；而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实绩更使他声名大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被舆论界推重为“朝廷柱石”。1895年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曾对暂署两江的张之洞寄以厚望。张之洞则企图利用强学会扩大自己的影响，遂捐银五千两，列名入会，以后张又成为上海强学会的发起人。1896年张之洞返回湖广本任，曾札饬湖北全省官销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同年秋冬之际，《时务报》连续发表梁启超、徐勤等人批评朝廷丧权辱国和种种社会弊端的论文，张之洞认为是“越轨”文字，便指示汪康年对梁启超加以掣肘。
1898年初，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同时，作为宦场老手的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知道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遂“预为自保计”，于1898年4月撰写《劝学篇》。张之洞后来这样追述写作《劝学篇》的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此记托名“弟子”，实为张之洞自述）可见，《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张之洞的这一思想酝酿已久，早在他作京官清流时，便常以“体用”这对范畴规范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彼此关系；19世纪80年代初，张氏出任山西巡抚时，便提出“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不过1898年问世的《劝学篇》将这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以完整的形态构筑了洋务运动的思想蓝图，使“中体西用”成为当时“流行语”。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的是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所谓“通”，指的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但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一言以蔽之，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