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礼”与“仁”思想基本特点透视(4)

　    具体地说，“仁”之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仁”字最早出现在《尚书·金滕》篇，其中有句曰：“予仁若考”，此处的“仁”是指好的品德。《说文》中讲到：“仁，亲也，从人从二。”《诗经》中也不乏“仁”之记载。《国语》、《左传》中的“仁”多指与忠、孝、敬、勇等德行相并列，具体含义不尽相同。陈来指出：周人有关德性论的叙述中有些地方已提到仁德，但意义不清，或强调不力。而在春秋各诸侯国，“仁”的意义渐渐明确，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仁”有两个层次：就一般人而言，“爱亲之谓仁”。就统治者而言，“利国之谓仁”。在孔子这里，“仁”可谓其伦理思想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其“仁”即所谓“爱人”是一种亲亲、尊尊，有差等之爱，其中也确乎施之于普通人，具有普遍意义，体现了个体道德的理想要求与社会道德的普遍要求的统一。所谓“忠恕之道”即“仁”。此外，“仁”还包括“恭、宽、信、敏、惠”和“刚、毅、木、讷”等内容。此后，仁爱思想被儒学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孟子将其扩及人性领域，贯彻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了仁政说。汉代董仲舒将“仁”与世界的创造者联系起来，释“仁”为“仁者所以爱人类也”。唐代韩愈继承孔孟学说，释“博爱之谓仁”，认为“圣人一视而同仁”。北宋张载则主张“民胞物与”。朱熹以“生”释仁。这无不体现出儒家“仁”之内涵的逻辑发展。比较而言，墨家针对儒家爱有差等之说，提出了“兼爱”主张。可见，“仁”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在纵横两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至于“礼”，其最早表现形式是祭祀———对天地自然的祭祀和对鬼神祖先的祭祀。“礼”之最初含义指上古时期祭神和祖先之器物，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旨在祭神求福。降及夏商，它逐渐被引移到尊卑贵贱的宗法体制之中。周代周公制“礼”标志着中国由神巫时代向人文时代的过渡，儒家人文主义的传统即发端于此。“礼”后被引申为人所应服从的规则、礼仪或节文。在古代语言中，“礼”有广狭二义。前者系指国家典章制度、伦理规范与行为仪式的总称。后者则指人类日常生活中所奉行践履的行为仪式与规范，是一个伦理学概念。儒家之“礼”即狭义之“礼”。其突出特征是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等明显而严格的秩序规定。有论者认为：从礼制过渡到礼节，从礼节深化到礼义，将礼乐文明二重化为礼乐规范和礼乐之道，礼乐之道又比礼乐规范重要；在认同并转换礼乐文明传统这一点上，不难看出孟子直接继承了孔子。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如何安置作为传统资源的礼乐文明，孟子则与孔子有所不同。一般认为，“仁”与“礼”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两个核心概念，孟子重点发展了孔子的“仁”。这并非毫无所据。在孟子那里，“礼”对于伦理实践主体来说已经不是外在显现的仪文规定，而是自身固有的本质要求。融“礼”于心，纳“礼”于性，确如人们所说，鲜明地体现孟子思想体系的内圣学走向。

　    （二）“仁”“礼”之相互关系

　    在“仁”与“礼”关系上，孔子主张二者合一、并重，且存在由“仁”导出“礼”和因“礼”而返诸“仁”并行不悖的两条伦理路径。或曰：孔子的思想存有向依“仁”以成“礼”和设“礼”以显“仁”两个向度发展的可能性。具体地说，“仁”是其思想内核，“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是行礼的内在基础，“礼”是行仁的外在目的。“礼”以“仁”为本，“仁”以“礼”为用。“礼”以“仁”为存在根据，“礼”是内在仁心、善性的外在表现。

　    “礼”是外部规范、行为准则，“仁”是内心自觉，成德志愿。“仁”是遵“礼”而行的内在意愿，而“礼”又是“仁”的前导。“礼”是政治实体，“仁”是精神；“礼”是“仁”的实际规范，反过来又以“仁”充实“礼”，贯彻“礼”。“仁”是第一位，而“礼”是第二位。在孔子看来，“仁”和“礼”相辅相成，彼此互动。“仁”对于“礼”的重要性在于其可保证“礼”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礼”对于“仁”的重要性则在于提高仁德，培育和成就“仁”。所以，有论者指出：“仁”和“礼”是两个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范畴。“礼”是典章制度、行为规范；“仁”则是意识形态、道德理念。“礼”的维护要靠“仁”的贯彻，“仁”的实现也离不开“礼”的支持。事实上，“仁”与“礼”之间确实是一种既和谐又紧张的关系。作为和谐的表现，“礼”是“仁”的外化，而“仁”则是“礼”的内化。

　    “仁”“礼”紧密相联。践行“仁”就是去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品质，而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遵守礼仪。通过“礼”，道德标准体系得以建立。儒教传统认为，要培养仁德，必须使生活及行为符合道德准则；此在实践中又表现为中道原则。“礼”即是中道的表现。通过“礼”，人们可走上中庸之路；而通过中庸，人们能获得道德的善，即“仁”。走中庸之道，为“礼”所指引，为儒者们提供了成就美德的实践手段，并在此一实践中达到“仁人”的境界。后世儒者如孟子等尊仁，依仁以成礼；荀子等崇礼，设礼以显仁。汉儒大致顺荀学方向，撮墨、法之要，采阴阳之术，将“礼”分为可变者与不可变者两层，将外在礼法规范化，使设礼以显仁得到强化。宋明理学家视礼为理，以三纲五常为不可变之天理，而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为可变的人理。由于“礼”的强化，故“仁”作为“礼”的根源意、形上意大大减杀。降至清代，汉学家不满理学家“礼”即“理”的解释，进而走上以“礼”代“理”的学术路向，至此只剩下寡头的“礼”，“仁”在他们的训释、校勘中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