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2)

　　东亚文明是世界近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以固有的古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为基础，一方面尽力吸收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成为世界近代文明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并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而梁启超通过明治日本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正是东亚近代文明形成的重要一环。这一过程并非仅仅是由西方到明治日本再到梁启超的单向运动，在此过程中，他既通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大量成果吸收西方近代精神，并受明治思想界对于西方思想的选择与接受样式的制约，又有基于中国文化和个人学识的再选择与再创造，由此产生的从概念到思想体系的变异，反映了东方固有文明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文明的作用，并且导致近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从革命史的取向看，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虽然十分重要，毕竟不够正确，甚至一度作为革命的对立面出现，因而无论如何难以与孙中山相比，尽管有学人力图证明，在“革命”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梁启超的作用可能还在孙中山之上（注：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然而，转换角度，看法自然发生变化。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所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提出，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经历了知识与制度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使得新政前后的中国社会在思想与制度层面截然两分（注：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中国，1898-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燕京学报》1998年新4期）。该书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者有所改动。）。由于作者将变革的动力归于清政府及官绅支持者，又过于强调日方的善意，加之论证的方式偏重于现有成果，对原始材料的发掘检讨严重不足，许多论点遭到不同背景的学人质疑，也影响了对其颇具启发性的意见的关注。就个人而论，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中，没有第二人的作用影响在梁启超之上。不仅如此，几乎在每一具体领域，梁启超都是开风气之先。许多关键性概念的引进和转换，虽然不一定都由梁启超发其端，却多在梁启超之后定其型。用后来的眼光看，梁启超当时的认识不免幼稚，从历史的进程看，则梁启超所作所为不仅难能可贵，简直就是绝无仅有！这是以狭间教授为首的一班学人选择这一课题的要因之一。

　　然而，尽管梁启超聪明绝顶，毕竟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中西学训练又不够完备，能够担此大任，确是遭逢时会，一面是戊戌政变后国人对于新学的渴望，因为政治需求不得满足而更加强烈，一面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量译介西书，并过滤消化为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东学”。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慧眼独具，将二者沟通联系，并做适宜的选择加工，因而得以成就一段伟业。梁启超的自觉见于《论学日本文之益》和《东籍月旦》两文，所谓“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环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初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对于“东学不如西学”，梁启超当然有所认识，知道东学无一不从西来，中国通商数十年后，还不得不由读东籍之人输入西学，“是中国之不幸也”。但中国治西学者转不如治东学者收效之大，由于前者大都不通中学，所从西学之师又水准不高，加之直接用西文读懂各科西书，需时较长。所以，“以求学之正格论之，必当于西而不于东，而急就之法，东固有未可厚非者矣。”（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80-83页。）

　　梁启超的西学知识大都来自日本，一般近代史研究者均耳熟能详。但恐怕也就止于此而已，要知道究竟哪些来自日本，来自于何人何书，大概无人能知其详。而要进一步了解有关的人和书在明治日本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这些人和书的西学来源，西学化为东学、梁启超接受东学时是完全照搬还是有所取舍，其标准、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就更加模糊笼统。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的工作目标，正是为了逐步解决上述问题。

　　该书既为共同研究的成果，也就是在共同主题和问题意识以及相似方法的引导下所产生的各自论文的结集，全书共收文14篇，其中法国巴斯蒂M. Bastid-Bruguiere教授的《梁启超与宗教问题》为中译本新增（注：此文是在梁启超研究班举行期间巴斯蒂应邀担任该所客座教授时的初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曾发表于1998年3月发行的《东方学报》第70册。）。除竹内弘行的《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问题》和村尾进的《万木森森——〈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及其周围的情况》所论为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前之事外，其余各篇或多或少围绕主题展开，包括《新民说》（狭间直树）、文明视点（石川祯浩）、权利—自由论（土屋英雄）、哲学（末冈宏）、佛学（森纪子）、经济思想（森时彦）、史传（松尾洋二）、文学观念（斋藤希史）、革命与变革（山田敬三）、启蒙（井波陵一）、近代之超克（中村哲夫）等。限于篇幅，本于彼详此略的原则，本文旨在揭示此项成果在比较研究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以利于其他研究者的学习和借鉴，对于内容的介绍，仅围绕这一立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