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义和团进入北京(3)

　　五月十三日，“董军入都。其先锋差弁，持令箭入城，宣言现已奉太后命，剿灭洋人。义和团为先锋，我军为接应，闻者骇然。”（《义和团》（一），126页。）

　　五月十四日，西太后任命顽固派首脑人物端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根据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义和团之能进入北京，并不是义和团在芦保铁路沿线粉碎了清军的剿灭计划，而是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所策划的“因而用之”阴谋所致。其后，义和团在北京城内打出了“奉旨义和团”的旗号，究其根源，即在于清廷的利用和控制。

　　三

　　是否因为义和团颇有声势，清政府处于“剿抚两难”的困境呢？为了不惹怒洋人，避免衅端，清政府对于直隶地区的义和团采取了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达到消弭团众围攻教堂、杀逐洋人和教民的行动。可以认为，清王朝并没有倾其全力去镇压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如同它曾经对付太平军和捻军起义那样。在直隶地区只有两支数量不大的清军致力于对义和团的弹压和驱散，一支是提督梅东益和道员张莲芬率领的，另一支是聂士成率领的，但聂军负有警成天津、大沽方向的对外任务。清廷只动用了它在直隶地区所拥有兵力的小部分。清王朝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作法，固然有怕引起激变的因素，但是激变的最终结果，也不过是北京城易入农民群众之手。当它还没有对义和团拼尽全力镇压，义和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进攻北京封建政权动向时，如果不是看准了义和团旨在“抚清灭洋”，如果不是出于“因而用之”的考虑，清政府会放心数万义和团拥入北京城吗？山东地区义和团当年的战斗力并不亚于后来进入北京的那部分义和团，但袁世凯仅带了武卫右军七千人进鲁，将山东旧军“汰疲去冗”，集成二十营（共万人），称“武卫右军先锋队”（《清实录》（德宗朝），卷461，三月庚申。），合所带七千人，也共才一万七千人。可是，整个山东地区的义和团却被袁以软硬两手给解决了。以后，直到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大闹特闹的时候，山东地区残余的义和团也未曾有过大的反抗行动。在东南各省，也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由于这些地区的督抚执行了严格的镇压政策，义和团始终没能发展起来。这些情况表明，清政府尚有足够的力量对付组织分散的义和团。而义和团拥入北京，正是抚即利用、控制阴谋的初步实现。如果认为清廷因“剿抚两难”，就把义和团请进北京，岂不有悖于史实？

　　清政府对待直隶义和团的作法基本同于它对付山东义和团的政策，它并没有把山东义和团看成是它生存的直接威胁，因而对山东义和团“闹教”采取“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的方针。如何“化”呢？按上谕提出的方法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对于义和团“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义和团档案史料》（上），44页。）但是，持平办理“民教之争”，不仅地方官吏做不到，清廷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做到。因此，要“化”，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残酷镇压，即“化有为无”；要么准许办团，却不允许团民去烧教堂、杀教民，即“化大为小”。清政府对山东、直隶的义和团，就是采取的这种“化大为小”的作法。（在山东，袁世凯为讨好外国侵略者，对清廷“化大为小”的政策阳奉阴违，改变了前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的作法）。在直隶，至一九○○年三月，在令梅东益，张莲芬“相机办理”拳民事宜的上谕中明确指示：“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清实录》（德宗朝），卷461，三月甲子。）因而，梅、张二人实际上是率队在各处巡行，遇有义和团“滋生事端”才加以镇压，并没有强力制止义和团坛、厂的存在和设立。

　　关于“剿抚两难”的说法，见于五月二十四日（即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十天左右）上谕：“近日京城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义和团》（四），25页。）又见于五月三十日寄李鸿章的电谕：“团匪仇教，剿抚两难”，“剿之即祸起肘腋”。（《义和团》（四），26页。）可是人们不禁要问，此时正是西太后极望借义和团之力剿灭洋人的时候，义和团已经就抚，她怎么会考虑剿办义和团呢？就在上引第一道上谕发出的第二天，西太后发布的“宣战”上谕称：“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时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义和团》（四），25页。）同日，还发布了嘉奖团民的上谕：“所有助战之义和团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縻国家一饷”，“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众一心，有此义勇。”（《义和团》（四），126页。）五月二十六日谕令“户部放粳米二万石，交刚毅分给义和团民食。”二十九日，传令“神机营、虎神营、义和拳民，着各赏银十万两。”（《义和团》（四），127—128页。）清政府故作“剿抚两难”的姿态，后来在六月二十六日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就更充分地显示出来：“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360页页。）显而易见，西太后渲染“剿抚两难”的如意算盘是：既要利用义和因为她拼死效力，又要塞洋务派之口，还要顾及万一事败便于在洋人面前推诿。所谓“剿抚两难”，不过是西太后自鸣得意的骗局而已。